称孤道寡难快乐是什么生肖-称孤道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艺术风格

2.鼎盛中原的奠基者是谁？

3.项羽与刘邦的关系？从开始到亡

4.除了“朕”，古代帝王对自己的称谓还有哪些？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艺术风格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哈洛尔德是个虚构的人物，在长诗中起了串联情节的作用。作品正是通过这个人物在欧洲的漫游，描绘了那里的旖旎风光、风土人情，凭吊和追忆了那里的历史，揭露和抨击了那里的时政，表现了作者反对侵略、反对压迫、渴望民主、渴望自由的心声，歌唱了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与社会对立的个人在诗中十分突出，即诗人的主观抒情在诗中占据突出的位置。书中情节只是表面上与那位站在作品中心的主人公形象（哈洛尔德）发生联系，实质上《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情节的全部结构都是为诗人的主观抒情所决定的。这种主观抒情，也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创作方法上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恰尔德·哈洛尔德被塑造为一个英伦世家的公子，过着无忧无虑、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厌倦了这种生活，开始出国远游。在旅行中，他不但欣赏了各地美丽的自然风光，熟悉了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而且了解到希腊等国家的被奴役人民渴望自由解放的心声。他对英国以及与之结盟的欧洲势力所进行的侵略和掠夺充满了愤恨，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称他们表面上温文尔雅、心慈善良，而实则是“抢劫一个多难的国家的最后一批盗党”。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拜伦则直接表达了对一切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反对，他讽刺地指出，在欧洲神圣同盟旗帜下，封建势力对被压迫人民革命运动的镇压意味着那个时代重新开始“向豺狼顶礼”。他对拿破仑充满了痛惜和纠结之情，既欣赏拿破仑在欧洲大陆掀起的革命狂飙，更惋惜他最终没能战胜自己的感情，成为“荣誉的牺牲品”，并使其他国家遭受不幸奴役。滑铁卢之战导致的拿破仑的失败，也并没有使欧洲更加进步和自由，这种政治观念的困惑和纠结使拜伦困苦不堪，无法找寻现实的解决方法。在《游记》中，拜伦还热情颂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曾经辉煌壮烈的古代历史，讴歌他们的英雄，赞颂他们英勇反抗侵略的光辉业绩，以史鉴今，鼓励各国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而奋斗，拜伦本人也在对历史的追溯中，激起了自身的革命热情，勇敢地投入了希腊反抗土耳其奴役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可惜的是，年仅36岁的拜伦身染疟疾，英年早逝，为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独立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用他的诗篇、他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委婉动人的战歌，他亦犹如一颗流星，刹那间照亮漆黑的夜空，给地球上渴望民主与自由的人们以心灵的启迪和震撼。

它首先表现在对英国、对以“神圣”之名结盟的欧洲势力，及其形形色色的不义、掠夺和侵略进行无情揭露、愤怒谴责和辛辣讽刺。诗人评说那造成破坏的战争，无论往古还是当下，被“称孤道寡的蟊贼”所发动均“害人不浅”，“上帝呵！你的地球难道必须作他们的本钱”；怒斥那毁灭文物的劫掠，“以禽兽的行为残酷地拆下古代的遗迹”，“硬把不甘心的神明搬送到北国”。《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前两章，将英人在欧洲的所作所为大白于天下：以救世主姿态出现，实际干着趁火打劫勾当，“自由的不列颠”成了“抢劫一个多难的国家的最后一批盗党”；责骂窃取希腊圣迹的苏格兰人艾尔金勋爵，“血液和他家乡海边的岩石一般冰冷，心灵跟岩石一样麻木、僵硬”；为有这样的同胞而痛心，叹息“爱自由的人民不应伤害曾经自由的东西”。在第3章里，诗人借滑铁卢战场抒怀之便，谴责欧洲一切形式的专制，尖锐指出，在“神圣同盟”卵翼下复活起来的欧洲封建势力的猖獗，标志着“向豺狼顶礼”重新开始。打败拿破仑，世界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拜伦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启示读者质疑：英国人的胜利，意义在哪？“高卢也许就此变一匹马，受缰绳的束缚；但世界能更自由了吗？”因此，对待“法兰西的坟墓，要命的滑铁卢”要具体分析，“应先把效果估计，再来颂扬这种胜利”。且由是而对一向钦佩的波拿巴给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世界的征服者与俘虏”最终“成了荣誉的牺牲品”，是的，也许因为太过虚荣，虚荣使之刚愎傲慢，这在大人物身上有时就成了致命的缺陷，所以，“你能倾覆、统治和重建一个帝国，却管不住自己最起码的感情，无自知之明，不知盈虚的道理，人有旦夕的祸福”。诗人的观察不独停留于国际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还触及个性深处和宇宙规律的奥秘。

其次，对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热烈赞扬，并寄予同情和声援；讴歌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壮烈的古代”，以激发这里的人为自由而战，成为长诗最激动人心的主旋律。无论盛誉西班牙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传统，歌颂她的儿女反侵略的英雄业绩；还是痛悼希腊被土耳其奴役的现实，凭吊古战场追念故国之伟大；或者缅怀古罗马的无上光荣——那“曾是国民皆国君之国”“征服陆地和海洋”——表示自由终将会取得胜利；无非都是一个意思，便是放弃幻想，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哈洛尔德的孤独、抑郁，乃至悲观。他鄙视上流社会的虚伪、狡诈、假意逢迎、溜须拍马，他为寻找那份人类的纯真而远走他乡，把自由的狂想揣在心里，试图从异域他乡找到自由的种子。然而，随着哈洛尔德的不断旅游，他却愈益感到人心不古和世态炎凉，他用一种近乎抑郁的眼睛旁观某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说，拜伦写到这一章的时候，自身也充满着困惑，他还没有从沉重的现实中找到实现自由和梦想的方法和途径，内心一直伴随着冲突，一如哈洛尔德的游历，所到的地方几乎全是英灵圣迹，都是人类英雄的“昨天”，与当时的时代现实格格不入，“今天”几乎被忽视了，被压抑在心灵的角落，而哈洛尔德的心也变得冰冷，开始鄙视这个世界，然而，他却又对世人具有不可思议的热情，使他愿意为世人赢得更美好的未来。哈洛尔德身上的这种矛盾人格，使他有时无所事事，有时又洋溢着革命热情。他洞察时事，勇敢揭露时政弊病，坚定无畏，俨然一个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英勇斗士。拜伦对哈洛尔德矛盾人格的刻画极具人格魅力，真实而生动，也成为拜伦式英雄人物的典型，一方面，他们困惑、孤独、抑郁而悲观，一方面，性格又十分叛逆，不满现实，桀骜不驯，富有抗争精神。他们既对贵族阶层极力反对，又不想与普通人民群众有所联系，因此，经常使自己陷于困苦的精神深渊。其精神渊源，大概与拜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有关，促使哈洛尔德们更多地思考关于人自身的问题，如平等、自由、尊严等，并获得前进的动力，从而迸发出人性的不屈不挠、勇于奋争的精神之美。

有人说，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形象有着拜伦明显的自传性质，其实不尽然。在这部作品中，拜伦觉得按照查尔德#哈洛尔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这一性格，不能表达诗人自己对所有事情的积极关注，于是他索性把恰尔德·哈洛尔德放在一旁，自己站出来说话，表达了他对一切压迫者的抗争和对一切不幸者的同情。如果说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形象中有诗人拜伦部分的生活影子，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拜伦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的立场，当然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从而损害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属于游记体的叙事长诗，作品有浓郁的主观抒彩。该诗除了有恰尔德·哈洛尔德这一主人公之外，还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恰尔德·哈洛尔这一形象，正如前文所说，在作品中仅起到串联情节、结构故事的作用，可把他称作叙事主人公。而抒情主人公即作者自己，在作品中公然站出来，面对现实，直抒胸臆，天马行空，不受羁绊，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其浪漫主义的艺术倾向强烈地感染着后世成千上万的读者。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作家接受卢梭和18世纪感伤主义文学中“回归自丛”的思想影响，声称自己是“自然诗人”。重视写景抒情，寄寓情怀，以表达他们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抒发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和理想的刻求。在这方面，《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无疑是成功的范例。抒情主人公热爱大自然，把大自然当作自己的“知友”，“细读阳光写在湖面上的诗篇”，拜伦以饱兹感情的笔触所描绘的大自然，无论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日夜奔腾的江河·还是挺拔峻峭的山峰，雄伟惊险的战场，抑或是瑰丽多采的田园，风景如画的山村，……无不逼真传神，栩栩如生，充满着活力，跳动着诗人的脉博，请看长诗开篇“晚安曲”的描写：

“再见，再见：我的家乡，

快消隐在卫色的波涛上，

海潮在咆哮，晚风悲叹，

成群的海鸥呀厉声呼唤。

夕阳在海边渐渐下坠，

我们的船儿扬帆追随；

再见吧，太阳；再见，

我的祖国一祝你晚安！”

诗人用真切的语言描绘了特定环境中的富有特征的景物，将依依离别的感情溶注到景物描写之中，情景交融，天人合一，发挥了寄情于景的动人作用。这正如德国大诗人歌德所赞扬的那徉：“对，拜伦在这方面是伟大的，他的描绘有一种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现实性，仿佛是临时即兴似的。”

表现手法

另一个显著特征点是鲜明的对比手法。拜伦运用此描写方法，其目的是突出表现他所要强调的内容。例如，自然与社会的对比，人民与统治者的对比。

艺术对比是浪漫主义诗歌重要的表现手法。法国作家雨果在1827年写的《〈克伦威尔〉序》，被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宜言书，他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提出了美丑对照的艺术原则，为艺术家所遵循。其实，早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前的十余年，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就具体实践了这一原则，这部长诗对艺术对比的运用，多种多样，比比皆是，概言之，这里有希腊人民的爱国壮举与皇亲国戚卖国求荣的对比；希腊光荣的过去与屈辱的现状对比；被压迫者艰苦卓绝的斗争与统治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的对比；各国人民敦厚热情、豪爽勇敢与英国贵族奢侈挥霍、自私自利的对比；壮美的自然景色与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对比，等等。通过上述种种对比，加强了诗篇画面的立体感，充分地表达诗人的爱憎，深化了作品的题旨，增强了长诗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总体上看，拜伦是个讽刺诗人，英语也是种长于讽刺的语言而英国文学又具有伟大的讽刺传统，他乃该传统最出色的传承者和发展者——尽管兹时还刚拉开帷幕，及到《唐璜》，就成名副其实的讽刺之王了——一般来说，其讽刺无处不在，尤其那些议论性的诗行，只是不着痕迹而已，当然也更耐人寻味。举一例：（讥嘲为暴君丢了命的炮灰们）“他们的名字，用作短命的诗歌题材或许会保存在歪诗里”；再一例：（讥嘲堕落的民风）“爱情和祈祷不分。或者祈祷完了就去谈情”；又一例：（讥嘲水性杨花）“她是否像有些女人，爱自己的丈夫；或者爱别人的丈夫呢？”微妙的讽刺潜隐在诗句的脊髓里。

叙事结构

长诗最具创新处可能表现在叙事结构上。它既不是通常的第三人称，也不是纯粹的第一人称，而是被赋以如此一种形式，即在基本的第三人称叙述体系中，自如地插入第一人称的抒情或评点。该结构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给了诗人比较充分的自由，他可以不太顾忌约束发挥其绝对的主体性，因此便能够天上地下、打破时空序列、任由思想的翅膀驰骋翱翔。当然，保持叙述事件必要的连贯与进展也是一个挑战，虚构的哈洛尔德于是派上了用场，他被叙述者推着行进在大致规定的路线上，从而保持了长诗的统一性。此结构与其说适应记录巡游事件的需要，不如说便于主观抒情的方便，最契合浪漫主义的天马行空。何以诗人经常借题发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使表现的天地无限广阔，原因在兹。这颇合拜伦个性的结构方式屡见于其后来的创作，及《唐璜》臻于从心所欲的至高境界。

拜伦式英雄

浪漫主义诗歌往往塑造孤独的叛逆形象，揭示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宣扬个性解放的思想。《游记》中的哈洛尔德，是英格兰的贵族青年。原先，他沉醉于通霄达旦的狂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后逐渐厌倦了这种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的习气·不满英国冷酷的“文明”，为了排遣内心的忧郁、苦闷，便决定走出罪恶的旋涡、远离家园故园，“去浪游海外炎热的地方”，寻觅人生出路。然而，他孤独高傲的性格，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未能给他带来新的祈求和希望。在最初的两章里，这位优郁的主人公，对葡萄牙的自然风光，对西班牙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视若无睹，无动于衷；经过“旧日的战场”，“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即使对于爱情，也不能，点燃他的心灵之火。因此，他逃避生活，离群索居·也就无法得到他所渴望的自由，求得内心的平衡。在长诗的第三章，诗人指出哈洛尔德“自己最不适合与人们为伍”，他“孤独而且骄傲，宁离人间去独自生存”。

总之，他不愿接近群众，没有勇气去干预生活，始终未能摆脱他那优郁、孤独、失望的个人主义和悲观情绪，哈洛尔德的形象概括了当时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既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的典型特征，是拜伦世界观中消极方面的反映，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拜伦通过“各种奇妙的艺术形象”，传达出“自己高傲心灵的叹息”，哈洛尔德是诗人笔下第一个“拜伦式英雄”，属于欧洲许多浪漫主义作家所塑造的身患“世纪病”的“世纪儿”之一，为浪漫主义诗歌人物形象刻画方面的重要标志。

鼎盛中原的奠基者是谁？

在社会大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如何选择举旗的时机？在群雄并立、政纲废弛的状态中，如何收拾整顿残局？在发生严重的宫廷变故时，如何决定取舍去留？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较为明智、妥善地处理了这些问题，功不可没。

隋末的社会中，各种政治势力交相争雄。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雄才大略，深思熟虑。他适时起兵，定鼎关中，征服群雄，再建一统，并革新制度，奠定了有唐一代的统治基础。晚年虽因“玄武门之变”退居二线，但顺时应势，颇识大体，终获善终。在开国皇帝之中，称得上是一位佼佼者。

出身于关陇高门的唐高祖李渊，早年颇具盛名，也有功绩。在隋炀帝末年任太原留守时，适时起兵，攻占长安。一旦时机成熟，便果断“受禅”，建立了唐朝。

李渊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自称是十六国时期凉武王李暠的七世孙。他的祖父李虎，父亲李昞，均为北周功臣，封、袭唐国公。李渊也因此在7岁时袭唐国公的爵位。青年时代的李渊，倜傥豁达，宽仁容众，加之出身于关陇高门，颇有盛名。他的妻子窦氏，是隋朝贵族神武公窦毅之女，隋文帝独孤皇后又是李渊的姨母，因此在隋文帝时，他历任谯州（今安徽亳县）、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刺史。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当时天下乱象已显，太原是隋帝国的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李渊自然十分高兴。在太原期间，他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图大举。在军事上，他以自己所统帅的五六千余军队，一举击溃由甄翟儿率领的号称“历山飞”的几万农民起义军，充分显示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军威也因此而大振。在政治上，他积极笼络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如晋阳令刘文静、鹰扬府司马许唐高祖李渊像也绪以及唐俭、武士蘸、崔善为等都投靠了李渊，其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也分别在河东、晋阳一带交结英俊之才。就在这年的二月，马邑人刘武周起兵，杀掉了太守王仁恭，并自称天子。李渊遂以讨伐刘武周为名，自行募兵，李世民、刘文静等人也在李渊指挥下，四处活动，招揽人才。

面对当时国内变乱四起、分崩离析的局面，包括李世民在内的许多人，都劝李渊公开起兵，逐鹿天下。但李渊老谋深算，不肯轻易举旗。史传上曾说，为了迫使李渊下决心，在李世民的指挥下，太原令刘文静和晋阳宫监裴寂，以灌醉李渊，乘机让隋炀帝的两个爱妃侍寝的办法（大臣与皇帝爱妃交接是罪不容赦的罪），把李渊“逼上梁山”。其实，李渊不肯过早地起兵，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积蓄力量，在混乱中审时度势，看准时机后，果断行动，更容易走向成功。当李渊有了一定的军事、政治势力，国内的局势也有利于他起兵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只蓄不发的。

就在李渊大力发展自己势力的时候，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对李渊借讨伐刘武周之名招兵买马产生怀疑，隋炀帝也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关于姓李的人要夺江山的谶语十分警惕，王、高二人密谋李渊。李渊得知后，以王、高勾结突厥准备人寇为名，迅速将二人收捕，恰巧这时突厥入侵，一下子坐实了王、高的罪名，李渊立即杀掉王威、高君雅。之后，宣告与突厥和亲，并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突厥可汗送良马千匹来太原与李渊交易，并答应遣兵护送李渊到西京长安。在得到突厥的承诺后，李渊无后顾之忧，公开传檄天下，宣布起“义兵”，以安隋朝天下。

晋阳起兵后，李渊决定进军关中，直取长安，以号令天下，图谋大业。当时的西河郡丞高德儒不服从李渊，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率军攻下西河，擒斩了高德儒。西河告捷后，李渊置大将军府，自命大将军，以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统帅三军，对裴寂、刘文静、殷开山等人也各委以官职，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遣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亲自率兵西图关中。一路攻取霍邑、临汾和绛郡（今山西绛县），至汾阴，渡黄河，避实就虚，直指长安。此时，李渊的女儿晋阳公主招募的几万军队也来会师。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及其子女所率的20万大军，攻破长安。

进入长安后，李渊下令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深得人心。立隋朝代王杨侑为皇帝，史称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以表示自己仍能恪守为臣之道。同时，封自己为假黄铖、使持节、大都督内外军事、大丞相，晋位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设官治事，独揽军国大权。立长子李建成为世子，次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公：同时大封功臣，笼络人心，垄断朝政。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缢杀，宇文化及称帝后又被窦建德擒杀。这时，李渊感到时机成熟，不需再使用隋恭帝这块挡箭牌了。于是逼隋恭帝让位，“受禅”于太极殿，国号唐，改元为武德，以长安为首都。从晋阳起兵到进军长安，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建立了一个李唐王朝。显然，这与李渊巧妙地利用隋末农民起义与统治集团内部反叛造成的空隙发展势力，注意先举旧王朝正统地位的旗子，利用矛盾，缩小敌对面的策略，以及善用人才，有很大的关系。

面对农民起义军、原统治集团内部的割据势力以及少数民族力量遍布内外的状况。李渊以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把握时机，剿抚兼施，逐个征服，终于在隋王朝四分五裂的废墟上，再建一统帝国。

李渊在长安建唐称帝之时，全国仍处在四分五裂之中。具有政治抱负的李渊，并不满足于偏安关中一隅。他积极储粮积粟，厉兵秣马，开始统一全国的战争。

矛头首先指向的是对关中构成直接威胁的薛举、薛仁杲父子。薛举原本是隋朝金城郡（今甘肃兰州）的富豪。大业十三年（617年），见天下大乱，驱逐隋官，自称西秦霸王，不久又称帝，迁都天水，封儿子薛仁杲为齐公，占据陇西全境，兵力达13万，虎视关中。李渊攻占长安后，薛举父子以10万兵力进逼，构成严重威胁。李渊派李世民率军迎战，打败薛军。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时，薛举又率骑兵骚扰，纵兵掳掠，并击败迎战的唐军，意欲直取长安。不巧这时薛举病，其子薛仁杲即位。李渊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再次率军讨伐薛军。薛仁杲不敌李世民，投降唐军，从此陇西并入唐域。

武德二年（619年），颠覆李轨政权。李轨为凉州豪民，曾任隋朝武威司马。隋末中，李轨结纳豪民，攻克内苑城，自称凉王。在唐军与薛军攻战时。李轨又自称天子，据有张掖、敦煌等河西五郡之地。李渊意欲一统全国，自然也不能容忍李轨称孤道寡。于是，密遣李轨的户部尚书安修仁之弟安兴贵入凉，取得李轨信任，被任为左右卫大将军。武德二年（619年），安氏兄弟智擒李轨，凉亡。河西五郡并入唐境。

武德三年（620年），击溃刘武周。刘武周曾任隋朝马邑（今山西朔县）鹰扬府校卫。大业十三年（617年），与同郡张万岁等人杀太守王仁恭，聚兵万余，自立为太守，北依突厥，攻占楼烦（今山西静乐县）、雁门、定襄（今内蒙清河县）等郡，受突厥之封为定杨可汗，不久又自称皇帝。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侵并州（在今晋阳），唐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为其所败，太原危急。李渊派右仆射裴寂督军抗击，也被打败，刘武周进逼太原，李元吉逃归长安。刘武周兵势达到夏县、蒲坂一带，关中震骇。李渊命李世民率军自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境）渡河。进攻刘武周。李世民渡河后，休兵秣马，坚壁不出，待敌军粮草不给之时，一鼓作气，击溃刘武周。刘武周率残兵北逃突厥，后被突厥所杀。

西北地区的这三股主要割据势力被消灭后，关中形势稳定下来。李渊开始了争夺中原的战争。这时中原的霸主是王世充。王世充本是隋朝江都通守。炀帝被宇文化及缢杀后，王在江都立杨侗为帝，并击败瓦岗军，收降许多将领。武德二年（619年），王世充废杨侗，自立为帝，国号郑，占据洛阳，成为河南最大的割据势力。武德三年（620年），李渊派李世民攻打洛阳，王世充所属河南州县，相继降唐。王世充见大势已去，率领群臣两千余人降唐，河北诸县也相继降唐。唐王朝基本控制了黄河流域。

在争夺中原的同时，李渊派李靖至夔州（今四川奉节县），进攻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萧铣。萧铣本也是隋朝官员，武德元年（618年）在巴陵称帝，不久迁都江陵，攻占巴、蜀等地，兵力达40余万。武德四年（621年），李靖、李孝恭围江陵，萧铣战败，投降唐朝。长江中下游地区也为唐占领。

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产生的上述割据势力被一一剪灭后，李渊把矛头指向尚存的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力量。

费劲最大的是征服瓦岗军。瓦岗军首领是李密与窦建德。李密本是封建社会的士人，窦建德领导瓦岗军起义后，李密前去投靠，后取得首领位置。李密与李渊、李世民本有交往。李渊进军长安时，李密曾写信给李渊，约以共同灭隋。李渊从大局考虑，卑辞答谢，并假意推李密为主，以使李密的军队阻挡东都洛阳的隋军，便于自己进攻长安。正因为有李密的牵制，隋军无暇西援长安，才使得李渊顺利进军长安。王世充击败瓦岗军后，李密降唐，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与王世充争夺中原时，瓦岗军在窦建德率领下，应王世充的请求，出击李世民。被李世民打败，窦建德被俘，英勇不屈，被李渊。窦建德被害后，其部将推刘黑闼为主，在漳南（今山东德州一带）起兵反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全恢复窦建德为首领时的所据地域。武德五年（622年），刘黑闼在洺州（今河北永年）自称汉东王，并屡败唐军。后来李渊派皇太子李建成亲征刘黑闼，李建成采纳魏征建议，实行安抚政策，争取民心，瓦解刘黑闼的部队。武德六年（623年），刘黑闼终于溃败，被俘后遇害。唐王朝又控制了河北、山东之地。

杜伏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据江淮地区，也是唐统一全国的一个障碍。大业十三年（617年），杜伏威进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武德元年（618年），移丹阳，上表当时的隋越王杨侗，被任为安南道大总管，封楚王。唐军围攻洛阳时，招降杜伏威，并封杜为吴王，任江、淮以南安抚大使。刘黑闼兵败被杀后，杜伏威使部将辅公柘留守丹阳，自请入朝，李渊乘机将杜伏威留而不发。武德六年（623年）秋，辅公柘率军在丹阳反唐，自称宋帝，唐王朝便借故杀了杜伏威。后又派大将军李孝恭、李靖、李世劫等分路进攻丹阳。武德七年（624年），辅公柘被地主武装捕获，送唐营处斩。至此江南、淮南成为唐朝辖区。

唐朝最后一个进攻对象是梁师都。梁师都也是隋朝官员，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朔方起兵反隋，攻占雕阳、弘化、延安等郡，建梁国，自称为帝，并依附突厥，受封为“解事天子”。到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为唐消灭。至此，李渊父子既兼并了封建割据势力，又征服了农民起义武装，再次统一了全国。

李渊建唐后，在组织军事力量进行统一全国战争的同时，注意总结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厘定各项制度，为唐朝前期之治，打下了一定基础。

隋朝制定的各项制度，其本身大都不错。问题在后来的实施中，多有不尽本意的地方；而且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有的制度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变革。李渊建唐伊始，在内政方面，面临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因此，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分别轻重缓急，对许多封建制度加以重新厘定。

隋末刑律废弛，统治者肆意为虐，人民无所措手足。李渊攻占长安后，学汉高祖刘邦的样子，与民约法为12条。建唐称帝后，宣布废除炀帝时期的《大业律》，并令裴寂、刘文静等人，依据隋文帝时期的《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并强调“务在宽简，取便于时”。武德七年古树（624年），正式颁布新律，即《武德律》。《武德律》大致以《开皇律》为准，只将53条新格订入新律，用刑较隋律有所减轻，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意图加重。虽不十分完备，但使官民有所遵循，并为后来的《贞观律》奠定了基础。

李渊建唐之初，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注重培养、收揽人才。为了笼络当时仍有一定实力的士族阶层，武德七年（624年），恢复被隋朝废除的中正官，依照北周、北齐之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不过，大中正在很大程度上是名誉职务，用人权主要还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径则是创立于隋朝的科举制。这一时期的科举制，与隋朝大体相近，但进士科显得更为重要，通常主持科举考试的为吏部考功员外郎。

隋末战乱，人口锐减，武德初年国家掌握的全国人户仅为200多万户，不及隋朝兴盛时的1/4。为了把流亡人口尽快招回到土地上，迅速恢复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唐高祖沿用北魏、隋朝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并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有所损益。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均田令来看，武德年间的均田制中，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前代放宽了，说明封建国家面对土地兼并的趋势和现实，不得不开点“绿灯”：一般妇女和奴婢不再授田，解除了妇女的赋役，表明奴婢数量大大减少，在农业生产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工商业者和僧、尼、道士、女冠（即女道士）也授田，表明商人地主和寺观势力还不容忽视。至于对官僚贵族在授田上的特权规定，则是历代一致的，只是程度略有不同。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只是与隋朝相比，以庸代役的条件放宽了，隋朝规定是5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庸代役，武德之制则取消了年龄的限制，并且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显然带有轻徭薄赋的色彩。

隋末社会战乱，国家统一的府兵制遭到破坏。李渊太原起兵时只有3万人，到长安时已达20余万。为了使这支大军心归于唐，并解决军粮问题，李渊逐步把军队纳入府兵组织系统，并初具雏形。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即置军府，完全因袭隋朝，并任用功臣和投降军将为卫大将军、将军。但当时十二卫大将军一般为崇号，真正领兵的，是骠骑、车骑两将军，显然含有便于控制之意。武德二年（619年），置十二军，以关中诸府分隶十二军，又分关中为十二道，与十二军相应，每道都设骠骑、车骑府。十二军是唐初关中地区比较固定的基本禁卫部队。每军有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兵士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兵府加以训练。较为经常性的任务，是轮流到京师宿卫，称“番上”；若遇战争，则出征打仗。府兵在服役期间，可免本身租调，但“番上”和出征时兵器、衣服、粮食等均需自备。之所以这样，根本原因在于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一种兵制，寓兵于农，也就是寓资（军资）于兵了。

作为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晚年是无可厚非的。虽然“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与他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类事件在封建时代是屡见不鲜的。难能可贵的是李渊能顺应时势，随遇而安，总的来说是在优乐的生活中安度了晚年。这在开国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

近代的一些史学家，包括国外的一些研究中国史的专家，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李渊建唐后在位时间不长，加之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人物，他的许多业绩被无意或有意地抹煞了。以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李渊是一个平庸无能之辈。但只要不存主观偏见，即使在留传下来的被精心文饰了的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渊称得上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开国之主。这在以上所述中已有描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晚节，也无可厚非。

作为封建帝王，李渊当然过着封建特权式的宫廷生活。在他统治的武德之年，也曾有过一些不良行为：如宠爱嫔妃，以致有时怠政；听信裴寂的谗言，错杀刘文静，等等。史书上还讲，武德年间，李世民平洛阳后，他让贵妃等人到洛阳，选阅隋朝宫人，收取府库珍物，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求要宝货，并为自己的亲属求官，遭到李世民的拒绝后，心怀不满。后来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大功，以“教”（秦王的指令）的形式给田数十顷。张婕妤（李渊贵妃之一）之父也通过张婕妤向李渊求此田亩，李渊即手敕赐予。李神通因为李世民教给在前，不给婕妤之父，张婕妤就在李渊面前告状，说：“皇上赐妾父田，秦王（李世民）夺去后给了淮安王！”李渊不问情由，大发雷霆，指责李世民：“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管用吗？”

这些行为，当然属于不良之列，况且，在封建帝王之中，并不为尤。相反，在李渊的身上，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东西。特别是他以民为本，注意虚心纳谏，如武德年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隋亡为鉴，直言指责李渊有逸乐行为，并指出对皇太子和诸王的教育，也需要更加注意，慎择左右之人。虽然言辞直切，一无所隐，颇有些让人脸上搁不住，但李渊看表后，非常高兴，认为言之有理，下令褒奖，并擢升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300匹，以鼓励人们敢于直谏。后来唐太宗贞观时期的虚心纳谏，不能说与李渊的影响毫无关系。

武德末年发生的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作为父皇，李渊当然应负一定的责任。但这类事件，在封建时代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当初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是符合封建社会传嫡立长的基本原则的，不能说有什么不对。至于史书上说他曾给李世民许愿更立太子，信其无则无，信其有则有。以李世民当时的功业才干和后来的成就，也不失为父皇的一种明察。说他听信妃嫔及大臣谗言，偏溺太子、元吉，危及世民安全，也不尽可信，何况就是按正史所讲，也是在李渊表示要第二天召见几个儿子评断是非之前夕，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的。这只能说明李世民动作之快之狠，连乃父也始料不及。当李渊听到李世民残杀兄弟的报告后，当时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停了好一会儿，才气愤地说：“想不到逆子竟会自己的亲兄弟！”这时在旁的萧瑀说：“请陛下息怒，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本来就没有秦王（李世民）功高，陛下如把国事都托付给秦王，一切事都了结了。”李渊虽然十分气恼，但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他顾大局、顺大势，当时手敕所有军队听秦王处置，以免更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于当年六月七日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让位李世民，自己以“太上皇”的身份退居二线。

李渊以太上皇的身份退位后，徙居太安宫，不再干预朝政。这换来了李世民的隆礼相敬。贞观七年（633年）冬，李世民在未央宫举行盛大宴会，邀李渊上座，十分恭敬，李渊高兴之际，令在座的突厥颉利可汗跳舞，又令南蛮酋长唱歌，李世民还亲自手捧酒杯，送到李渊面前，说现在胡越一家，四夷征服，都是您老人家教诲的结果。李渊又过了一回皇帝瘾，也就心满意足了。李渊自知李世民已控制大局，也就乐得对政事不闻不问，过着清闲优乐的生活。这种态度和做法，对减少当时宫廷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同时也对李世民施展雄才大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贞观九年（635年）五月，李渊病重，崩于太安宫。享年71岁，庙号高祖，葬于献陵。作为一代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算是善终的。

项羽与刘邦的关系？从开始到亡

公元前202年，在垓下，“四面楚歌”的西楚霸王项羽已经被刘邦的汉军逼入了绝境，曾经的10万大军，如今已仅剩28个骑兵。面对茫茫多的汉军骑兵，项羽仍展现出了战神般的战斗力。仅用28个骑兵，便斩杀了汉军数百人。

在乌江边，项羽下马步战，又单独击杀汉军一百多人。经历了一系列苦战，项羽身被十多个创口，已经精疲力尽。正在这时，前方突然驰来一个汉军骑士。项羽一看，远远地对那位骑士说：

“若非吾故人乎!”

原来，此人名叫吕马童，是陕西好畤人。刘邦入关后，吕马童作为骑将，加入了刘邦阵营。至于项羽为何会认识刘邦阵营的骑士，史料并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两人确实认识。

吕马童并没有回应项羽，而是径直对自己的上司王翳说：

“看!此人正是项羽!”

项羽见吕马童不答话，于是朗声说道：

“我听说汉王出价千金购买我的头，还可以封万户侯，我就用我的头来酬谢友人吧!”

言毕，项羽即拔剑自刎，倒在了乌江边。汉军官兵原本恐惧于项羽的神勇，皆不敢近身。如今项羽了，士兵们却争先恐后地争抢他的尸体，毕竟只要得到一块尸体，就能取得旁人望尘莫及的富贵。

在这场残酷的争抢战中，汉军官军自相残杀、相互践踏，竟有数十人当场亡。最终，这场残酷的比赛决出了五位胜利者，分别是王翳、吕马童、杨喜、吕胜和杨武。其中，王翳取其头，其他四人取其四肢。

对于项羽乌江自刎的细节，司马迁为何了解得如此清楚?这是因为当年抢到项羽一只腿的杨喜，正是司马迁女婿——杨敞的祖先。由于有五人分割了项羽的尸体，因此刘邦只好将万户分为五份，每人都分到了将近2000户。

项羽后，楚地皆为汉军平定。唯有项羽本来的封地——鲁地还未投降。因此，刘邦带领天下之兵，欲将鲁地夷为平地。但到了城下，刘邦却听到，鲁地的书生们仍然弦歌不绝，谈笑风生，决心为项羽节。

刘邦平生最看不起儒生。每次见到儒生，刘邦都会脱下他的帽子，用来当夜壶。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明明已经贵为天下，手握百万强兵，而最后挡在他身前的，并非所向无敌的项羽，而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因此，刘邦被深深地震撼了。

于是，刘邦当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给项羽举办隆重的葬礼!”

首先，刘邦拿着项羽的头，展示给了鲁地的父老。并声称，他绝不会侮辱项羽的名誉。得到了刘邦的许诺，鲁人这才放下武器，打开了城门，天下终于归于一统。

随后，刘邦以鲁公之礼，将项羽隆重下葬。面对项羽被肢解的身体，刘邦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亲自为项羽举哀，并嚎啕痛哭。同时，刘邦还当场宣布：

“项羽所有的亲属皆不得诛杀，封项伯等四人为侯爵，皆赐姓为刘。”

有人或许要问，刘邦与项羽交战三年，被项羽揍得狼狈不堪，甚至有几次都差点被项羽杀掉，连父亲、妻子都被他俘虏。照说，刘邦应该非常憎恨项羽才是。不仅不应该为他发丧，而且还应杀尽他的家人，斩草除根，用以泄愤。因此有人认为，刘邦为项羽发丧是“猫哭耗子假慈悲”，纯属作秀。

但在笔者看来，刘邦确实有作秀的成分，但其中也确实有真情流露的地方。这是因为，刘邦与项羽本是就是忘年知己，曾是在一个战壕里奋战的兄弟。

刘邦斩蛇起义，以丰、沛地区为根据地。但是由于部将雍齿的背叛，刘邦失去了，成为没有基地的流寇。而正是在这紧急时刻，项羽的叔叔项梁雪中送炭，为无钱、无兵又无粮的刘邦送来五千精兵，帮助他收复丰邑。

在与秦军的作战中，年过五旬的刘邦与24岁的项羽一见如故，并约为兄弟。此后两人形影不离，一起转战于城阳、濮阳、定陶与雍丘。在此期间，刘邦与项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项梁惨败给章邯后，楚怀王收拾了残局。他兵分两路，一路由宋义、项羽带兵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带领，一路西进灭秦。原本，项羽想与刘邦一起攻打关中，但是楚怀王却执意不许。正是这一决定，让刘邦、项羽两个忘年好兄弟从此分道扬镳，成为彼此最大的对手。

最终，项羽在巨鹿之战击败了秦军50万，秦朝主力从此丧尽;而刘邦从武关攻入关中，在蓝田之战中击溃秦军最后的精锐，一举灭秦。在此战中，刘邦、项羽奇正结合，卒亡强秦。因此这场战争也被称为“刘项灭秦”。

但是灭秦后，项羽和刘邦却为了争夺天下，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原本，占据人数优势的项羽可以轻易杀刘邦。但即使在鸿门宴上，项羽仍旧放了刘邦一马，甚至还帮他揪出了内鬼——曹无伤。不仅如此，项羽还将刘邦封为汉王，可谓是仁至义尽了。

毕竟一山不容二虎，项羽想得天下，刘邦何尝不想，两人的冲突，最终演变成激烈的楚汉战争。再这场战争中，项羽一开始占尽上风，刘邦百战百败，只能被动防御，甚至连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吕雉都被项羽擒获。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项羽曾押着刘邦的父亲到达阵前，威胁要将他活活煮。然而刘邦却满不在乎地说：

“当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爹就是你的爹，煮了咱们的爹，记得分我一口汤啊!”

面对如此侮辱，性格残暴的项羽理应直接烹杀刘太公，但是项羽并没有这么做。显然在他心里，刘邦确实曾是他的好兄弟，脸面已经撕破，但情义仍在。

项羽对刘邦尚存情义，刘邦何尝又不是呢?有时候，唯有对手才是知己，只有对手之间才会互相理解。如今刘邦威加海内，称孤道寡，再也没有人能站在与自己同一个高度来理解自己。试问刘邦如何会不悲哀呢?

在笔者看来，刘邦对项羽的哀哭，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天下的局势。项羽部下众多，并一直观望着刘邦对他们的态度。如果刘邦用强硬手段对付项氏宗族，难保他们不造反，到时候天下战事再起，恐怕难以收拾。而刘邦以宽仁之心对待项羽，同时也是为了让这些潜在的敌对者宽心。

毛主席曾说：“刘邦在封建统治者之中，是最厉害的一个”。而他厉害在哪呢?我认为，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恢弘的气度。而正是这种气度，为汉朝打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之坐拥440年的江山。

除了“朕”，古代帝王对自己的称谓还有哪些？

我们在看很多古代的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皇上发号施令，他很多时候有着不一样的自称，广为人知的就是朕。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孤、寡人等等。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朕，朕是我们最常见到的称呼，但实际上这个称呼并不是皇帝的专属，古时候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代名词。

在秦始皇没有统一六国之前，这个朕是每个人都能用的，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这就成了皇帝的专属自称了，除了皇帝谁都没有权利使用，谁再敢这样叫，那就是要被杀头的。

第2个称呼为寡人，寡人其实是寡德之人的意思，应该是皇帝的自谦。但这个自称可就不仅仅是皇帝可以使用了，古代的诸侯将相都能够使用，尤其是在先秦时代，很多诸侯一般都以寡人自称。但是到了唐朝以后，寡人也就成为了皇帝自己独有的自称。

第3个称呼为孤，孤和寡人的意思相差不多，都是一种自谦的称谓。一般称作某人为“称孤道寡”也就意味着他做皇帝了。此外还有孤家寡人的说法，现在的意思意味着某个人被独立。

在春秋时期孤和寡人还是有所分别的，诸侯平常称自己为寡人，如果遇到了不好的事情就称之为孤。随着时间的转移，两个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都成为了皇帝专属。

还有一种称谓是予，在先秦的时候用的比较普遍。自先秦之后，就没有多少人在使用了，主要用于皇帝对于先王或者长辈的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