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八百字的《建党伟业》读后感

2.鲁迅在国内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

3.门神的来历,又谁,为什么是他们,谢谢了大神们帮帮忙

4.求 建党伟业的影评

5.墨子兼爱下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八百字的《建党伟业》读后感

水火之中的劳苦大众-水火之中的近义词

在**建党伟业中,导演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以蒙太奇的手法,再现了清帝退位到***成立这段历史。其中有多少的爱国者为唤起国人爱国之心而忘情呐喊,又有多少的革命志士为寻救国之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那一个个令人振奋人心的片段,真的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我们祖国走过那段岁月时的艰难,但有一个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是当今的国人去经历那段岁月,如果是当今的***去带领我们在那段岁月中奋斗,结局是否会一样?

现在的国人爱国情怀是否还像当初那样的强烈?是否时刻都愿意为了祖国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利益显得越来越重要。每个人的私欲都在剧烈的膨胀,更多的只是去关心自己的薪水,自己的生活水平,又有多少人能够去了解下时事,去想想我们国家究竟怎么才能变得更强更好呢?又有多少人能够很自豪的说,我以我是中国人为荣,而不是去天天羡慕在港澳在欧美生活的人呢?在我看来,人民的生活水平越高,就会使人变得更加自我,一起只以自我为中心。

对于领导阶层,或许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说体现的更为明显。以前的***,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鞠躬尽瘁而后已,那试问现在的***又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呢?贪污腐败,公款消费,被曝光的领导尚且不在少数,那试问又有多少人还在自己的那片势力范围内去中饱私囊。今天看到了一则新闻,说在北京有个私人会馆,专门招待各种领导,每顿饭下来至少一两万,我不禁要问,一两万够多少贫困学生吃一顿饭,上一年的学,又能够挽救多少因为贫困而饱受苦难的家庭?

生活的提高,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但随之而来的不应该是人民对爱国情怀的忘却,和个别领导对自己职责的亵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能有今日来之不易,居安思危,否则或许国家的繁荣富强对于我们中国不是一件好事,相反贫穷落后更能让我们团结起来,聚集在一起去保护我们的国家,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向上,爱国的民族。

建党伟业观后感800字(二)

《建党伟业》采取了多线叙事的方法,再现了那段风雨飘扬的历史。重温了老一辈革命家为了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了拯救危难中的中国,历尽千难万险,经过不懈斗争,终于创建了***的历程,感人肺腑。

>故事是从1911年时辛亥革命讲起的,一直到1921年中国***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片中着重讲述了近代史上、、蔡锷、等风云人物的故事。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导致军阀混战,加剧了人民的苦难。更让人不能忍受的是,作为第一次 世界大战胜利国的中国却不能理所当然地拿回自己的领土。当时在巴黎会谈的中国代表愤怒地说:“尊敬的各位代表,你们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我很愤怒!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当跪在总统府前的女学生举着那个血写的“冤”字时,当她含着泪痛呼:我是为四万万同胞喊冤啊!”时,这一声有如千钧之重的巨石狠狠的砸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让人心碎!

民族危亡,国将不存。于是,五时。一声声“保卫主权,还我青岛”喊得气壮山河,慷慨激昂,令人热血沸腾;于是,出现了为反袁而舍己为人,带病出征的蔡锷将军;于是,出现了年轻的将军在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拼杀的身影;于是出现了热情澎湃地跟广大劳苦工人讲革命道理的革命青年;于是,出现了高举共产主义大旗的***创始人。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精神在闪耀着光辉,伟大的中国***在劳苦大众中迅速发展起来,最终成熟的***组织光荣诞生了!

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应运而生。它的诞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给人民带来了光明,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的道路。

光阴似箭,中国***已经成立九十周年了。***带领着新中国不断创造着属于中国的辉煌,书写着属于中国的传奇。而《建党伟业》带着我们重温了当年血雨腥风中建党的艰辛,感受当年革命先烈为我们今天的美好 生活 浴血奋战的惊心动魄,让我们从内心深处生出对历史的敬畏,对党的崇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时代。

鲁迅在国内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

鲁迅在国内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有这样几种原因:

一是特赏识鲁迅,是全国人民最爱戴与敬仰的伟人,他的爱自然影响着中国人。1971年11月20日,在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强调指出:“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由于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大力提倡,鲁迅热迅速崛起。

二是当时政治的需要,宣传的需要,社会环境的需要。

三是鲁迅挖掘中国社会问题之深能启发人深思。

四是鲁迅作品本身的价值很高。

五是鲁迅文学的战斗性,而那个时候就是希望我们的劳苦大众有批判精神,有韧性的战斗,有不妥协与不动摇的思想追求。而鲁迅恰恰具有这方面的作用。从这点上看,鲁迅是时代的需要,亦是政治的需要,还有就是文学艺术本身的需要!

门神的来历,又谁,为什么是他们,谢谢了大神们帮帮忙

这是一组颇为有趣的中国神仙图谱,其神族历史悠久,庞大浩繁,古今中外其他神仙难以抗衡。但古今神明成千上万,祠堂庙宇数不胜数,却从未见过专为门神兴建的庙宇,更没有传世经文介绍他们的功绩劳苦。门神,是享受不到香火供奉的神族。请回家,贴到府,风风雨雨,严寒酷暑,一年到头,从鲜艳夺目到破旧不堪,也不再有人呵护问津。 与今天不尽相同的是,古代张贴门神并非可有可无的应景凑趣,而是有相应的规矩和制度。按照清朝内务府规定,在每年新旧交替的时节,需把门神画装裱张挂40天左右,之后还要交给内务府收藏,悉心保管。门神不属于佛道儒三教,既没有获得官方认可,也未列入国家正式祭祀的行列,为何清代内府却为此制定出详细的规范?追溯根源,原来早在东汉时期就有类似的情形。在《汉官名轶》一书中可以看到官方的明文规定,敬奉门神的费用被列入单项支出,供品丰厚,价格不菲。 夏商周:远古门神曾有虎 古人为何如此重视门神,门神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要了解其原委,还要从古代对门的特殊看法说起。按照原始先民的迷信观念,自然界的狂风骤雨,疾病瘟疫,往往是一些恶神邪鬼在作祟。为获得安全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草或树枝编制成柴箔置于洞口,立一道实实在在的门,为自己辟出一片安全温暖的小天地。后因一扇门简陋,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建筑格式已基本完备时,两扇可开可合的门出现了。古代风水学说形象地将家门比作人的口鼻息道,实与命运息息相关,绝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古时修造宅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立门。旧时木匠行中流传一句谚语:宁造十座坟,不上一道门,意指安门 立户的规矩和禁忌极多。除了务求手工严丝合缝,更要烧香焚纸,求神保佑门缝紧闭,防止恶神邪鬼潜入家中。 光有门缝紧闭还不够,恶神邪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安全起见,还需安抚鬼神以求其勿扰人间。在3000多年前商朝宫殿的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掘出许多埋葬骨骸的深坑,尤其是在门口附近。其中以青年男性居多,旁边往往散落有矛、盾之类的武器。据推断,他们很可能是当时的卫兵,被当作牺牲献祭于当时的安门仪式:用鲜血来恐吓地下的鬼怪,或把活人供奉给凶神以期庇佑。这种仪式的作用与今天建筑奠基礼类似。随着文明的进步,血腥的门前杀戮仪式有所减少,更有巫术色彩的方式开始登场。在屋顶建造龙子雕像,檐下悬挂辟邪器物,门上绘制神兽画像,这不仅是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结构部件,更是精神上的安全保障。在时代的呼吁下,专职司掌门户的神祗诞生了。 “门神”二字,始见《礼记·丧服大记》。据郑玄著:“君释菜,礼门神也。”《礼记·月令》又载“孟秋之月其祀门。”礼记所载反应了秦以前的各种文明礼仪。当时帝王将相高于一切,所谓“门第者”,不仅高门大厦,更要在门上绘以图画。所画何物?传为周公旦所著的《周礼·地官·师氏》记载,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师氏是周朝的官名,掌三德、三行,虎门即路寝门,也就是周天子每天办公理政的地方。在这么重要的地方画虎,除显示天子威严,威慑庶民百姓外,尚存有以虎防虫兽侵害的原始俗信之意。 汉代:门神鼻祖为荼垒 从文献资料来看,周朝的门神画未必是两只作对称状,也未必构成美术欣赏价值,只是为“明勇猛于守”。实际上,周朝以来,从春秋战国到西汉,门神的形象更多是富有象征意义和抽象的,除秦时曾有铜人立于宫门之说外,都没有具体的人物形象出现。直到东汉以后,才有人格化的门神诞生。这便是最老资格的一对门神,神荼和郁垒兄弟俩。然而探究他们的起源,却是古代的辟邪象征器物。 荼是《诗经》中有记载一种草药名称。中药医典里说它味苦,药性清,有清痰疏导之功用。据古文献记载,门上挂荼草辟邪是夏代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民风。这或许是因为荼草有刺激性气味,使许多小虫敬而远之。这就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在门口悬挂荼草便能避免瘟疫,百病不侵。于是,人们在荼草前冠以神字,在东汉时期,演化为门神神荼。 另一位门神郁垒则有些怪异。据说它起源于一种其貌不扬的甲壳动物,螺蛳。有考证者认为,垒字是象形字,即取三只螺蛳放在地上的形状。如果说荼是一种百虫 不侵的神草,多少还有点被神化的理由,螺蛳相比之下就要逊色多了。不过,正是这其貌不扬的螺蛳,却引发一位古代杰出工程师的灵感。相传当年鲁班造好一座大门,紧合门缝后觉得开门关门很不方便,于是便打算着手完善。四下搜寻灵感之际,见水洼里有几颗螺蛳在觅食,一有风吹草动就钻进螺蛳壳,紧闭大门。它虽然身体柔软,关门的力量却很是惊人。鲁班因此大受启发,制造出第一对铺首,意在借用它关门严密的意思。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难考证,但借用螺蛳象征门户紧闭却由来已久。在商代某墓宫的遗址中,人们曾发现大量螺蛳壳深埋在大门附近。有研究认为这是用来保证墓门紧闭,墓室安全的一种防卫巫术。 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郁垒也是悬挂在门口的常见辟邪象征,具体形状是将螺壳穿成一串悬在门前。 夏代的神荼,商代的郁垒,周代的虎 门,在汉代遇到另一种辟邪风俗,给古老的器物带来变身成人的契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方》中,记载了当时在门上方插桃枝的驱鬼之法,更精致一些的则用桃木削成人偶悬在门前。桃木在古代有“鬼怖木”之称,桃木驱鬼辟邪的信仰由来已久,且大多都关乎门户。马王堆中就出土过数十个桃木人偶,专家认为它的作用是驱鬼辟邪,保佑墓主安居黄泉世界。这是西汉文献记载悬挂桃木风俗的实物证据。东汉的一则神话将这几样神奇的器物整合在一起,最终塑造出神荼、郁垒这对最老资格的门神形象。 相传这世间本是人鬼混杂,共居一处,人们因此饱受鬼怪侵扰,苦不堪言。于是黄帝挺身而出驱逐恶鬼,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他的方法是将人鬼分隔,人类居住于山清水秀,沃野千里的大地中央,恶鬼则被放逐到山高谷深,草木不生的周边荒野。两个世界间仅有一条通道,位于度朔之山一棵遮天蔽日大桃树的东北处,供黄帝押送恶鬼之用。这条通道是恶鬼通向人间乐土的唯一通道,故被称作“鬼门关”。树下有神荼、郁垒二神日夜镇守,阅领万鬼。一旦有恶鬼妄图侵入人间,二神便立刻用苇索将其擒住,喂给饲养的两只猛虎。 这则神话首见于东汉学者王充的著作《论衡·订鬼》,引用了《山海经》里的故事。其后东汉诸书皆有记载,并增改了一些内容,如《重修纬书集成》中增加了桃树上金鸡啼日的情节;应劭的《风俗通义》则把神 荼与郁垒称作兄弟二人,但均万变不离其宗。 镇守鬼门的任务是如此艰巨,而黄帝对神荼郁垒又是如此信任。在民间门户上画上二神画像,把守家门镇鬼驱邪,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神荼、郁垒传奇的登神之路,堪称后世丰富多彩门神文化的开篇佳作。 两晋南北朝:武将门神添莲花 今日门神画中的神荼、郁垒大多是金盔金甲的造型。但从汉代流传下来的画像来看,当时二神却是手持苇索,宽袍大袖的布衣形象。那他们是何时穿上盔甲,化身武神的?这还要从两晋南北朝时说起。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宫门神拓片,为我们展现了当时身穿精制盔甲的武将门神形象:身披叶纹重甲,胸前有两片圆形护镜,足蹬皂靴,左手持盾,右手持戟,高鼻方脸,环眉浓眼,短须猥张,威武非常。据考证,武将盔甲上的花纹装饰并非虚构,而是当时一种先进的战斗装备,名唤明光铠。胸前两片护镜需用水磨工艺磨成镜面光亮。在实战中除护心之外,还能反射阳光,使敌人因目眩而失去战斗力。这 种铠甲极为昂贵,当时只有将军才准备配备。 令人颇为费解的是,这种盔甲其实早在三国时期便已发明,那时神荼郁垒已大行其道,为何偏偏不见他们身穿盔甲的形象呢?有人猜测,这或许东汉和之后人们更津津乐道于突出鬼怪气息,认为只有古朴怪异形象的神仙作门神才够威力;而北魏时期的拓跋氏人更为务实,在那烽火连年,兵荒马乱的时期,古代神仙太过飘渺,还是武器精良的将军更实在,更能给自己带来真真正正的安全感。 但光有精良装备还远远不够,神本应超凡脱俗,才能博人信赖。自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北魏时期已蔚为可观,佛教的诸多元素渗透到本土艺术,为古老的门神增添了全新的法力。 从北魏到北齐,历代帝王开凿了大量佛教石窟,以天王、力士的形象雕在门口作门神,保位诸佛菩萨。这些石雕画刻造型华丽优美, 无不显现当时丹青高手和专业工匠所能达到的高超艺术水平。 佛教本来并无“门神”一说,只有护法神,是低于佛、菩萨、罗汉的一类神。按佛经记载,护法神个个身怀绝技,武艺超群,职责是保卫诸佛菩萨。他们很多是一度流浪江湖的鬼怪妖精,可自从听过佛祖讲经之后,大受感化,大彻大悟,发誓要献身佛教。他们最爱听人诵读经文,善男信女不论身份高低,只要虔诚诵经,护法神便会下降凡尘环绕左右,保护他不受侵害。 佛教护法神身份的引入,为门神这种古老文化带来全新的内涵。在河南邓县出土的南北朝后期墓门壁画中,两名武将顶盔贯甲,仗剑守门,神气十足,人物上方有凌空的飞天舞姿,已是带有佛教影响的门神画。而在上文提到的明光铠将军门神画上,将军身前莲花填满画面,更是为其平添了一丝佛教的神圣色彩。这是首度出现在门神画中的佛教造型元素。 唐代:文臣武将多花样 到了唐代,佛教艺术形式上更趋汉化,寺庙和塔上的门神画花样颇多,而且有些是出自名家手笔,如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都有记载长安和洛阳寺塔上的门神画家与内容。大门上要画珠珞压发,足踏妖怪的药叉(神荼郁垒),旁边还往往有一对绣衣长裙,拱手相对的仕女门神,这是大门有武士,内室有仙女的门神画格局之初始。此外,厨房门上要画“神擎美食”,库房门上也要画上“手擎天德瓶,口泻诸珍宝”的门画。按说佛教本是弃家修行,一无所有,何须门神守卫?此类题材的门神画,已消解了释迦牟尼舍弃王位而成佛的本义,滋生的却是美食、金银珠宝泻入仓库之类的凡尘思想。 但最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两位将军门神的角色分派上。北魏时期的将军门神,呈左右镜像对称,几乎完全相同的,都是须发竖立,虎视眈眈的形象,而唐代的门神则是一披甲缨盔的武将与簪冠朝服的文臣,一个性情暴烈,一个温文尔雅,仿照的是皇帝御前文臣武将分班站立的情景。这种格局是唐代门神画的一大创新,从审美上趣味,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使画面富有韵律感,更加丰富耐看。 不过在唐代都城,自家大门的式样并不能随心所欲。政府对此有严格的规定,大红色是很尊贵的颜色,即使王公贵族之家也需经过皇帝恩准后方可使用,否则便会引来杀身之祸。**是宰相府邸大门的专用色。至于普通百姓的家门,一律只需漆成黑色。门上的彩绘装饰也有等级规定,用什么图形,用几种颜色,像现代各种色彩斑斓,描金绘银的文臣武将画,是断然不敢贴上门去的。因此汉代流传下来的种种辟邪物在唐代仍然大行其道,桃木板仍承担着门前守卫的功能,而另一种神秘的画符也开始流行。 唐代传承汉代门上画虎之余又有所变化,即画虎时在虎额上书一字“聻”,谓“阴府鬼神之名,可息疟疠”。这一风俗始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说它来自《旧汉仪》中记载:古代驱逐瘟疫有这几个角色参加,“桃人,苇索,沧耳,虎”。沧耳似乎为一种植物,由于汉书是竖排书写 的,段成式以为沧耳是上下结构,读音为渐。后人以讹传讹,又把沧字错写作渐字,这是一种说法。张续的《宣室志》则做出另一番解释:“裴渐隐居伊水,善洞视 鬼物。时有道士李君见于伊上,寄书博陵崔公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朵’。时朝野咸闻渐耳之说,而不审所谓,竟书其字于门,以辟祟疠。”如按张续所说,人 们误将制鬼的裴渐,错当做裴渐耳,竟将聻书在虎头上,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门神画。 古有神荼、郁垒二兄弟捉鬼喂虎,到唐代有增添了另一种捉鬼来吃的门神,钟馗,省去了喂虎的情节,从此出现了面貌丑恶之人守门捉鬼的门神画。初创作者乃大画家吴道子。钟馗本无其人,只因唐玄宗李隆基登游骊山,失眠卧病在床,梦中总有小鬼大呼小叫,苦不堪言。某日正懊恼之际,突见天降一大鬼,脚踩手撕将小鬼一一制服,后捉一小鬼大啖。唐玄宗连忙上前答谢,发现大鬼正是数日前在殿试中因相貌丑陋被取消录取资格,撞柱而的丑陋书生钟馗。钟馗解释道:玉帝知道他的冤屈很是同情,委任他为阴阳两界捉鬼的专职斗篷官。 唐玄宗于是招来还价吴道子,告之其梦,请吴道子为其画像。吴道子“奉旨倘若有睹,立笔图以进。上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 以上记载始见宋沈括《梦溪笔谈》。从沈括文中得知:禁中旧有吴道子《钟馗》,卷首上唐人的题记。唐朝的《钟馗》是为了“岁暮驱除”,并告知天下。到了宋 代,不仅禁中岁暮雕版印刷,赐给朝官,而且民间也大量印卖,这便开创了所有门神中最为另类的一种。 不僧不道,不官不民,衣衫褴褛,状貌可怖,鬼气十足的钟馗,却为历代画家、画工所喜爱。尝试画钟馗的画家大都是刚正之士,或生活遭遇不平,与那些受压迫的民间画工一样,借钟馗誓除去天下之恨,画钟馗以泄愤懑之气。 宋朝:赵云伍员登神位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混战割据的局面,人物生活得以安定,生产也渐渐好转,尤其是造纸、印刷术的发展,使门神画开始大量印刷,普及各地。孟元老在描写汴梁开封城内王公贵族与下层庶民生活的《东京梦华录》中,为我们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都市生活。有场场爆满的书场剧场,有人满为患的茶楼酒店,有四时的新鲜瓜果,和盛行民间的种种年节风俗。“十二月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旭……”说明在公元十世纪的中国,民间雕版印刷门神画已十分普遍,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 此时,北宋的第三位皇帝一手打造出一对本该风马牛不相及的门神组合:赵云和伍子胥。这两人一位是三国时的白马将军,一位是战国时惨的忠臣,到底是怎么被放到一起做了门神?这还要从宋代说书人传讲的一则故事说起。 一次宋真宗在武庙里举行祭祀活动。有大臣奏本,说伍子胥曾经鞭打楚王的尸体,赵云也曾当众呵斥主公刘备的夫人,这都是大逆不道、欺君犯上的行径。两人在武庙里享受香火祭祀不很适宜。 宋真宗思索一番,说他们虽然有此过错,但也堪称一代英雄。作为一个折中的办法,将两人塑像移出,安放在武庙门口接受祭祀。这可能给当时汴梁的舆论界造成误导,以为皇帝加封他们两人为武庙的门神。民间开始纷纷效法,于是这两位本不相干的古代英雄,并肩携手进入了门神班底。 对汴梁的纸画店铺来说,年底的门神画是桩大买卖,潜在的市场是巨大的。理论上有多少人家就有多少院门,每扇门上都该有 一张门神画。当然这也只是画店老板的如意算盘,因为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北宋商业发达,商铺林立,而绘画雕版费时费力,一旦开印,数量成千上万,万一卖不动,损失也着实不小。门神画的大众商品属性,使它成为反应宋代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要想成为畅销货,就要有最吸引人的卖点,需把握当 时流行的风向标。北宋靖康元年,汴梁居民宅院中流行一种特殊的将军门神,既不是神荼郁垒钟旭,也不是佛教里的护法天尊,而是北方宿敌金国的将军模样。当时 的文献记载:“门神多番养,戴虎头盔,而王宫之门,更以浑金饰之”。 这年正值靖康之变的前一年,边关频频告急,骁勇善战的金兵频频以少破多,重创宋军,战事进展正是汴梁市民关心的话题。这类金兵门神迎合时下百姓关注的焦点,所以销量极佳。多年后,一位南宋的有识之士回忆起当年这段不祥的预兆,唏嘘不已,谓之“虎头男子是虏,金饰更是金虏在门”,果然是亡国的预兆啊。 元代门神:酒坊新添四公子 元代统治者为蒙古族,所居穹庐毡帐,向无挂门神之风俗,谈及门神画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但元大都的酒坊很多,这与皇帝就是一大酒徒有关。酒坊通常装饰华丽的门神画,以招引那些贪杯好酒之徒。《析津志辑佚·风俗》描述道:“酒槽坊,门首多画四公子: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以红漆阑干护之……间又画汉钟离、唐吕洞宾为门额……”四公子都是春秋战国贵族中轻财重义,饮酒好客之人,所以画在门首用红漆栏杆保护。而吕洞宾成仙后“三醉岳阳楼”,是一酒仙无疑。钟离权于酒肆遇吕洞宾,岂非酒客?元代建大都后,国内外商人到京贸易者无数,然识得汉字者寥寥,故不知大街上商家所售何物。以画四公子,吕洞宾汉钟离等神仙人物于门首、门额处,实为门神题材广增而又起广告作用之开山。 由于成吉思汗信奉全真教派,元代统治者颇为推崇道教,道观增多,山门塑神,效法佛寺,增添青龙、白虎二神像。青龙、白虎为“天之四灵以正四方”,青龙白虎一东一西,而道观庙门南向,故以二灵作门神。其二 神的名称可在明代的姚宗仪《常熟私志》中所见:“致道观山门二大神,左为青龙孟章神君,又为白虎监兵神君”。至今山西洪洞一带元朝古道观山门左右,仍可见青龙白虎的门神壁画残迹。至于孟章与监兵神君的来源,可能于神荼、郁垒无异,都是人们拟定,无确实根据。 明代:历史名人充门神 明初,社会发展稳定,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之景象远胜前朝,绘制印刷方面也突飞猛进。当时,从皇宫大内到乡镇山村,每逢岁除人们无不用门神画来点缀年画,喜迎新春,不仅美化了百姓家门,增添民俗文化色彩,同时文学及其他艺术亦受其影响出现了以门神为题材的新作品。 明代门神画的一个特点就是古代名人走马上任,如前朝的赵云伍子胥,唐代药王孙思邈等,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秦琼与尉迟恭,可谓享誉全国,家喻户晓,堪称天下第一门神。明清年间 绘刻的年画中,依照《西游记》中尉迟恭、秦叔宝执金瓜钺斧,介胄整齐的装扮:“头戴金盔光烁烁,身披铠甲龙鳞,护心宝镜幌祥云,狮蛮收紧扣,绣带彩霞新。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怕,那一个环睛映电月光浮。他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万古作门神。”他们为何变身门神?因为他们武功盖世,天下无敌,还是两人正好同朝为官,私交甚笃?要理清天下第一门神真实的来龙去脉,还需从唐太宗李世民在民间的特异形象说起。 唐太宗是一代明君, 不仅亲手打下江山,还开创了令后世称颂的贞观之治,堪称英明皇帝的典范,但是在民间故事里,唐太宗的麻烦也最大。为了打天下,他杀了太多人,为了夺皇位,他甚至杀自己的亲兄弟,还胁迫老父唐高祖退位,这些都有史书记载,无法敷衍。很多唐太宗的故事,都是由这道硬伤生发出来的。最早版本的故事,甚至在他去 世几十年后的武则天时代就已出现。敦煌发现的唐太宗游地府写本,故事核心,旧事狠抓杀掉兄这块心病,又是面见阎王,又是被判官连连追问,最后他以皇位受命于天,和开创贞观盛世为万民造福作为交换,才被重新放回阳间免予治罪。这时唐代故事的梗概,尚无秦琼和尉迟恭作门神的说法。宋元时期的民间故事里,加入了秦琼和尉迟恭作门神的情节。 到明代的《三教九流搜神大全》,二位将军的故事变成了这样:唐太宗有一次得了怪病,夜里总梦见鬼魂在宫里 攀梁爬柱,抛砖弃瓦,搞得唐太宗多日不得安睡。眼见唐太宗面色晦暗,衣带渐宽,两位老臣自告奋勇,要为皇帝守夜站岗。老将值班,鬼魂惊怕,唐太宗才得以安眠。连续三日夜班之后,唐太宗念两位老臣年迈,心有不忍,遂请丹青高手细细绘制两位将军的画像,悬挂于寝宫门口。鬼魂见之不辨真假,从此不敢进门骚扰。 虽然唐太宗功过相抵,但在老百姓的观念里,杀兄弟胁父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无法开始的心结,于是这一代明君,在说书艺人的故事里往往成了备受良心折磨的皇帝,时时饱受冤魂侵扰,使他成为最需要保护的对象。而秦琼尉迟恭正好又有过沙场救主的荣耀经历,这使得宫门捉鬼救主的故事更具说服力。 另一个选中他们的原因,还在于门神画艺术内在规律。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一个性情暴烈,一个温厚斯文,这是唐以来就形成的经典范式。史上的尉迟恭是来自西域的胡人,所以脸如锅底,蒜鼻大口,竖眉豹眼,满脸胡须的黑脸将军非他莫属。秦琼在真实历史上的为人评价不佳,倒是在隋唐演义等小说里,他性格宽厚温和,颇像刘备,白脸将军,果真合适。 皇帝的故事总是能吸引听众,更何况是脆弱的皇帝。一位保守内心折磨的一代明君,两位青史传名的开国元勋,一文一武,一黑一白的绝佳拍档。秦琼尉迟恭当选最佳门神的传奇历程,堪称造神运动的又一经典。 明代戏曲之中多有关于门神的题 材。如杂剧《闹门神》中,作者借用新年换门神的民俗。剧情大意十分简单,新门神到任,旧门神却不肯让位,钟旭、灶君、和合、紫姑等诸神多方劝告,最后还得请出九天监察使,方才将旧门神遣走。喜剧一方面讽刺了那些任期已满却贪图权势不肯让贤的官儿,一方面也反映了门神画每年都被扯碎满地,踹化成灰,是没有什么神灵可言。门神至此,可谓威名扫地,祭祀门户的习俗,也渐渐无闻了。 清代:门神也要赶潮流 清兵入关后,太宗皇太极积极吸收汉文化,至康熙皇帝时,宫中岁时俗例皆沿袭明制。清代是民间美术的繁荣时期,体现在木板门神画方面,就是门神画坊多,产量高,品种多。清代门神画已不见神荼郁垒二兄弟,皆以历史小说人物为主,形式也非同以往只画将军手持金瓜钺斧呆板对立。据刘继兴考证,民间供奉的门神还有《封神演义》中的燃灯道人、赵公明,东周的孙膑庞涓,西汉的萧何韩信,东汉的姚期马武,晋代之温峤,大唐开国元勋神箭手谢映登和金兰之友王伯当,北宋孟良焦赞,抗金英雄岳飞韩世忠,《水浒传》里的李逵花荣、解珍解宝、吕方郭盛。以上历史小说人物皆成对作门神,都是同一朝代并有相应的故事情节。此外还出现了女将作门神的情景,如刘金定(《三下南唐鼓词》)、穆桂英、秦良玉等等。 门神在全国各地各有不同,如河南人所供奉的门神为三国时期蜀国的赵云和马超。河北人供奉的门神是马超,马岱哥俩,冀西北则供奉薛仁贵和盖苏。陕西人供奉孙膑和庞涓,黄三太和杨香武。而汉中一带张贴的多是孟良,焦赞这两条莽汉子。最有趣的是京北密云一带供奉的门神竟是夫妻二人----杨宗保与穆桂英。 清代中期以后,戏剧的发达为门神画提供了强大的内容支持。那个年代,戏剧是最高级的艺术,而戏剧名角也如今日的影视明星一般,受到诸多粉丝追捧。门神画艺术为不落人后,也加入了这场特殊时尚追逐。其时的画店往往高薪聘请著名画师,专门留神京城各大戏院。一旦有名家上演新戏,立刻将精彩场面绘制下来,送回画店即可开印。不消数日,人们便可在市面上买到最新式样的戏剧门神画,其运作流程很像今日的娱乐新闻报道。所以清末福察敦祟于《燕京岁时记》中说:“门神皆甲胄执戈,悬弧佩 剑,或谓为神荼、郁垒,或谓为秦琼、敬德,其实皆非也。但谓之门神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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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影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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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影评》正文开始>> 假使我们能暂时忘记现实社会中种种不和谐的现状,想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诸多“伟业”,再和过去的政治**和历史观点纵向比较,那么《建党伟业》不失为一部内容相对客观,情感十分充沛的**。所谓献礼,是给受祝者唱赞歌的行为,自然是不能给受祝者添堵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献礼”,那叫捣乱。中国历来都有讲求人情世故的传统,因此既然是为我党生日献礼,因此在关于《建党伟业》的议论上,咱乖一点,“捣乱滋事”的行为就不搞了。

除了看热闹的人之外,我想能够真正从心理上接受《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类献礼片的观众,绝不是从中发现了我们伟大光荣和一贯正确的党的新的“历史功绩”,那些事基本上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开始知道。个人以为,《建国》和《建党》两部**“巨无霸”最积极的地方在于:在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之下,在事关执政党的历史问题上,能够从人性的角度去塑造昔日的政治敌和被打倒的历史人物,基本摆脱了一刀切非此即彼的固定模式,这倒也不失为一种进步。

这样的**的前提自然是政治正确。在中国,过去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正确”是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很多人曾受累于此,家破人亡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个问题上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但是在今天,即使是在献礼片中也开始加入了娱乐元素,诸多的娱乐明星的加盟自不必说,不少细节中也注意制造喜剧效果。在事关执政党脸面的问题上,不再是一本正经地照本宣科,乏味无聊地说教。这可以看做是这两年主旋律**的积极方面,《建国》和《建党》都在这么做。如果以平和的心态对看,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如果说《建国大业》给了以更多的正面色彩,那么在《建党伟业》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在教科书中一直是千夫所指的“国贼”袁世凯的形象的颠覆。当然袁世凯的历史问题是被定了性的,姑且抛开他卖没卖国和卖了多少国的问题不谈,单是搞复辟帝制就是开倒车,哪家历史都不会也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关键在于,袁世凯的政治问题和他作为一个人存在形态是两回事,不能因为他复辟帝制和做过损害民族利益的事情,就否定他个人的性格魅力。哪怕是反派人物也是要有精气神的,否则**就生动不起来,而《建党伟业》中的袁世凯就是一个有精气神的反派。在表现袁世凯迫于压力,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时,重点表现了他的愤怒和无奈,更值得肯定是这一情感表达不是从民族和国家这种抽象层面上去描述的,而是用诸如“伊藤博文活着也不敢这样威胁老子”的台词来表现,是很符合这种称霸一时的政治人物的性格特征的。相比较而言,片中以青年为重点的中国***众多的创始人虽然也力求人性化,但是囿于历史和现实因素,实在无法再做更多的突破。显然这一点依然受“政治正确”和“政治必须正确”的束缚,这是在短期内无法更变的事情。

同样的亮点也出现在出场不多的,和“打烂旧世界”的伟大时代潮流分道扬镳的辜鸿铭、胡适等人身上。这两个人物,过去我们都曾经批判过,但是回顾历史,特别是在我们大谈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时,再重新审视此二人的某些观点,不免心生此一时彼一时的感喟。辜、胡二人彼时的政治观点和文化观点既有抵触也有重合。在对于上,辜鸿铭做了“保守派”,胡适做了“激进派”,而在学生运动问题上,胡辜二人又成了一派。当我们今天习惯了、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便利成果时,很难理解辜鸿铭的守旧。然而,当天安门广场上再度竖起孔子像时,或许我们就能多少认同胡、辜二人的某些“不合时宜”了,说到底他们是单纯地从文化上进行取舍的,而、陈独秀和等人考虑的是政治问题。当所有的一切都被抛入历史的长河之中时,很难说清说哪一方更对一些。所幸的是,在《建党伟业》中,在关于这些过去属于非黑即白的问题上,影片给这些人物足够的空间,点到为止,不做批判。这既留给我们思考,也为增强了影片的娱乐性。

“点到为止”是本片的一大亮点,但影片在技术上的最大问题也在于此。由于《建党伟业》的时代背景过于庞杂,人物又繁多,因此在两个小时的片长中,众多的事件和人物基本上都以片段式的方式匆匆而过,使得本片更像一部声情并茂的纪录片。但是,这不妨碍对历史政治感兴趣的观众从中品味出一些别样趣味。如果,单纯地从这个角度去看,《建党伟业》值得一观。

很多时候经是好经,但是歪嘴的和尚把它念歪了,聪明人都懂这话是说给谁听的。

墨子兼爱下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墨子说道:“仁人的事业,应当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然而在现在,天下之害,什么算是最大的呢?回答说:“例如大国攻伐小国,大家族侵扰小家族,强大者强迫弱小者,人众者虐待人少者,狡诈者算计愚笨者,尊贵者傲视卑贱者,这就是天下的祸害。又如,做国君的不仁惠,做臣下的不忠诚,做父亲的不慈爱,做儿子的不孝敬,这又都是天下的祸害。又如,现在的贱民拿着兵刃、毒药、水火,用来相互残害,这又是天下的祸害。

姑且试着推究这许多祸害产生的根源。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吗?这是从爱别人利别人产生的?则必然要说不是这样的,必然要说是从憎恶别人、残害别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憎恶别人和残害别人的人,是兼(相爱)还是别(相恶)呢?则必然要说是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别相恶可不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所以别(相恶)是不对的。墨子说:“如果以别人为不对,那就必须有东西去替代它,如果说别人不对而又没有东西去替代它,就好像用水救水、用火救火。这种说法将必然是不对的。”所以墨子说:“要用兼(相爱)来取代别(相恶)。”既然如此,那么可以用兼(相爱)来替换别(相恶)的原因何在呢?回答说:“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象治理自己的国家,谁还会动用本国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国家呢?为着别国如同为着本国一样。对待别人的都城,象治理自己的都城,谁还会动用自己都城的力量,用以攻伐别人的都城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对待别人的家族,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谁还会动用自己的家族,用以侵扰别人的家族呢?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既然如此,那么国家、都城不相互攻伐,个人、家族不相互侵扰残害,这是天下之害呢?还是天下之利呢?则必然要说是天下之利。

姑且试着推究这些利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呢?这是从憎恶人残害人产生的呢?则必然要说不是的,必然要说是从爱人利人产生的。辨别一下名目:世上爱人利人的,是别(相恶)还是兼(相爱)呢?则必然要说是兼(相爱)。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交相兼可不果是产生天下大利的!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而且从前我曾说过:“仁人之事,必然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现在我推究由兼(相爱)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利;我推究由别(相恶)所产生的,都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说别(相恶)不对兼(相爱)对,就是出于这个启发。

现在我将寻求兴起天下之利的办法而采取它,以兼(相爱)来施政。所以大家都耳聪目明,相互帮助视听,听以大家都用坚强有力的手足相互协助!而有好的方法努力互相教导。因此年老而没有妻室子女的,有所奉养而终其天年;幼弱孤童没有父母的,有所依傍而长大其身。现在以兼(相爱)来施政,则其利如此。不知道天下之士听到兼(相爱)之说而加以非议,这是什么缘故呢?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议兼(相爱)的言论还没有中止,说:“兼(相爱)即使是好的,但是,难道可以应用他吗?”墨子说:“如果不可应用,即使我也要批评它,但哪有好的东西不能应用呢?”姑且试着让主张兼和主张别的两种人各尽其见。假设有两个士子,其中一士主张别(相恶),另一士主张兼(相爱)。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说:“我怎么能看待我朋友的身体,就象我的身体;看待我朋友的双亲,就象我的双亲。”所以他返身看到他朋友饥饿时,即不给他吃;受冻时,即不给他穿;有病时,不服事疗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相恶)的士子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相爱)的士子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作为天下的高士,必须对待朋友之身如自己之身,看待朋友的双亲如自己的双亲。这以后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高士。”所以他看到朋友饥饿时,就给他吃;受冻时,就给他穿;疾病时前去服侍,亡后给予葬埋。主张兼(相爱)的士人的言论如此,行为也如此。这两个士子,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假使这两个士子,言出必信,行为必果,他们的言与行就象符节一样符合,没有什么话不能实行。既然如此,那么请问:现在这里有一平原旷野,人们将披甲戴盔前往作战,生之变不可预知;又有国君的大夫出使遥远的巴、越、齐、楚,去后能否回来不可预知。那么请问:他要托庇家室,奉养父母,寄顿自己的妻子,究竟是去拜托那主张兼(相爱)的人呢?还是去拜托那主张别(相恶)的人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反对兼(相爱)的人,也必然要寄托给主张兼(相爱)的人。说话否定兼(相爱),(找人帮忙)却选择兼(相爱)的人,这就是言行相违背。我不知道天下的人都听到兼(相爱)而非议它的作法,原因在哪里?

然而天下的士子,攻击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或许可以用这种理论选择士人,但却不可以用它选择国君吧?”姑且试着让两者各尽其见。假设这里有两个国君,其中一个主张兼的观点,另一个主张别的观点。所以主张别的国君会说:“我怎能对待我的万民之身,就对待自己之身呢?这太不合天下人的情理了。人生在世上并没有多少时间,就好像马车奔驰缝隙那样短暂。”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万民挨饿,就不给吃,受冻就不给穿,有疾病就不给疗养,亡后不给葬埋。主张别的国君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主张兼的国君的言论不是这样,行为也不是这样。他说:“我听说在天下做一位明君,必须先看重万民之身,然后才看重自己之身,这以后才可以在天下做一位明君。”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百姓挨饿,就给他吃,受冻就给他穿,生了病就给他疗养,亡后就给予埋葬。主张兼的君主的言论如此,行为如此。既然这样,那么这两个国君,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假使这两个国君,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符合得像符节一样,没有说过的话不能实现。既然如此,那么请问:假如今年有瘟疫,万民大多因劳苦和冻饿而辗转于沟壑之中的,已经很多了。不知道从这两个国君中选择一位,将会跟随那一位呢?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即使是反对兼爱的人,也必定跟随主张兼的国君了。在言论上反对兼,而在选择时则采用兼,这就是言行相违背。不知道天下的人听到兼的主张而非难它的做法,其原因是什么。

然而天下的士子,非难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说道:“兼爱算得上是仁,也算得上是义了。即使如此,难道可以做得到吗?我打个比方,兼爱的行不通,就像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一样。所以兼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难道是做得到的事吗?”墨子说:“提举泰山超越长江、黄河,自古及今,生民以来,还不曾不过。现在至于说兼相爱、交相利,这则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了呢?墨子说:“我并不和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能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亲眼见到他们的容色,我是从他们书写在简帛上、镂刻在钟鼎石碑上、雕琢在盘盂上,并留给后世子孙的文献中知道这些的。”《泰誓》上说:“文王象太阳,象月亮一样照耀,光辉遍及四方,遍及西周大地。”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好像太阳、月亮兼照天下,而没有偏私。这就是文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泰誓》这样记载,即使大禹的誓言也这样说。大禹说:“你们众位士子,都听从我的话:不是我小子敢横行作乱,而是苗民在蠢动,因而上天对他们降下惩罚。现在我率领众邦的各位君长,去征讨有苗。”大禹征讨有苗,不是为求取和看重富贵,也不是干求福禄,使耳目享受声色之乐,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这就是大禹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大禹那里取法的!

而且并不只《禹誓》这样记载,即使汤的言辞也是如此,汤说:“我小子履,敢用黑色的公牛,祭告于皇天后土说:‘现在天大旱,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得罪了天地。于今有善不敢隐瞒,有罪也不敢宽饶,这一切都鉴察在上帝的心里。万方有罪,由我一人承担;我自己有罪,不要累及万方。’”这说的是商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尚且不惜以身作为牺牲祭品,用言辞向上帝鬼神祷告。这就是商汤的兼爱,即使墨子的兼爱,也是从汤那里取法的。

而且不只大禹的誓言和商汤的言辞是这样,周人的诗也有这类的话。周诗上说:“王道荡荡,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平平,不结党不偏私;君子在王道上引导,小人在后面望着行。”如果以我所说的话不符合道,则古时周文王、周武王为政公平,赏贤罚暴,不偏私父母兄弟。这就是周文王、武王的兼爱,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也是从文王、武王那里取法的。不知道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是什么原因。

然而天下的人非难主张兼爱者的言论,还是没有终止,说道:“抑或这不符合双亲之利,而有害于孝道吧?”墨子说:姑且试着推究孝子为双亲考虑的本心,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是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他的双亲呢?还是希望憎恶、残害他的双亲呢?按照常理来看,当然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既然如此,那么怎样从事才能得到这个呢?假若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还是我先从事于憎恶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则必然是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然则这一交相利的孝子,果真是出于不得已,才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呢?还是以为天下的孝子都是笨人,完全不值得善待呢?姑且试着探究这一问题。先王的书《大雅》说道:“没有什么话不听用,没有什么德不报答。你投给我桃,我报给你李。”这就是说爱人的必被人爱,而憎恶人的必被人憎恶。不知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究竟原因在哪里。

抑或认为困难而做不到吗?曾有比这更困难而可做到的。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当灵王在世时,楚国的士人每天吃饭不超过一次,用力扶稳后才能站起,扶着墙壁然后才能走路。所以节食本是他们难于做到的,然而这样做后灵王喜欢,所以没有经过多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则这无非是为迎合君主之意罢了。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猛,训练他的将士三年,认为自己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于是故意放火烧船,擂鼓命将士前进。他的将士前仆后继,倒身于水火之中而的不计其数。当这个时候,如停止擂鼓而撤退的话,越国的将士可以说害怕的了。所以说焚身是很难的事,这以后却做到了。因为越王喜欢它,所以没经过很久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从前晋文公喜欢穿粗布衣,当文公在世时,晋国的人士都穿大布的衣和母羊皮的裘,戴厚帛做的帽子,穿粗糙的鞋子,(这身打扮)进可见晋文公,出可在朝廷来往。所以穿粗陋的衣服是难做到的事,然而因为文公喜欢,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所以说节食、焚舟、穿粗衣服,这本是天下最难做的事,然而这样做后可使君主喜欢,因此没过多长时间,民风可以转移,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现在至于兼相爱、交相利,这是有利而容易做到,并且不可胜数的事。我认为只是没有君上的喜欢罢了,只要有君上喜欢,用奖赏称赞来勉励大众,用刑罚来威慑大众,我认为众人对于兼相爱、交相利,会像火一样的向上,水一样的向下,在天下是不可防止得住的。

所以说兼爱是圣王的大道,王公大人因此得到安稳,万民衣食因此得到满足。所以君子最好审察兼爱的启发而努力实行它。做人君的必须仁惠,做人臣的必须忠诚,做人父的必须慈爱,做人子的必须孝敬,做人兄的必须友爱其弟,做人弟的必须敬顺兄长。所以君子假如想要做仁惠之君、忠诚之臣、慈爱之父、孝敬之子、友爱之兄、敬顺之弟,对于兼爱就不可不去实行。这是圣王的大道,万民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