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无闻意思-湮没无闻与销声匿迹的区别

2024-11-20 06:21:51

1.关于语文高考中拼音与成语的选择题

2.为什么说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泯灭的文明？

3.唐朝宁原悌所任的谏议大夫是个什么官？

4.求几首古诗。

5.百家争鸣执一词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什么作用

关于语文高考中拼音与成语的选择题

湮没无闻意思-湮没无闻与销声匿迹的区别

要多积累，学会排除法，常考字词

高频常考字词

（请注意加点字）

暧昧安详谙熟阿谀逢迎唉声叹气爱屋及乌安分守己安装机器按部就班黯然神伤黯然销魂哀莫大于心

白皙保密报销抱负迸发悲楚毕竟弊病鞭挞变卦辨别憋屈傧相摒弃不妨不免布置白内障绊脚石辩证法罢黜百家白璧微瑕百炼成钢稗官野史班门弄斧班师回朝坂上走丸半途而废报效祖国抱残守缺暴戾恣睢暴殄天物卑躬屈膝碑帖临摹备尝艰辛背道而驰逼上梁山敝帚自珍编纂字典鞭辟入里变本加厉变幻莫测辩证思维彪炳史册别出心裁彬彬有礼濒临灭绝兵荒马乱秉公处理并行不悖病人膏肓波诡云谲不卑不亢不辨菽麦不寒而栗不即不离不计其数不计前嫌不假思索不胫而走不堪回首不可思议不落窠臼不能自已不偏不倚不容置喙不肖子孙不屑一顾不修边幅不徇私情不眨眼睛布置已定步步为营步人正轨八竿子打不着八字没一撇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足之虫，而不僵包子有肉不在褶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见棺材不落泪不问青红皂白

彩排仓猝仓皇苍穹操作嘈杂茶座拆卸掺和搀扶婵娟谗言谄媚怅然掣肘沉沦沉湎诚恳筹措厨房穿戴船舷疮痍纯净辍学词藻慈祥葱茏聪慧凑合篡夺摧毁淬火磋商岔路口长坂坡炒鱿鱼残酷无情惨绝人寰惨无人道惨遭屠戮沧海桑田沧海一粟藏垢纳污草菅人命恻隐之心插科打诨查明真相察言观色缠绵悱恻蝉联冠军长年累月长篇累牍长吁短叹敞开心扉怅然若失辰巳午未陈词滥调称心如意瞠目结舌成绩斐然成群结队吃闭门羹嗤之以鼻痴心妄想驰骋疆场赤膊上阵充耳不闻憧憬未来出类拔萃出其不意出奇制胜出神入化初现端倪川流不息穿戴整齐穿凿附会传诵一时吹毛求疵唇焦口燥唇枪舌剑戳穿阴谋绰绰有余词不达意此系赝品从长计议从中斡旋寸草春晖成则为王，败者为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秤砣虽小压千斤吃一堑，长一智出淤泥而不染初生牛犊不怕虎船到江心补漏迟从善如登，从恶如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大概大致怠慢导致砥砺谛听掂量颠覆踮脚貂蝉陡坡端详对峙大拇指大杂烩电线杆度假村兑换券打躬作揖打架斗殴大材小用大多雷同大放厥词大声疾呼大是大非大庭广众大相径庭大学肄业大有裨益待价而沽戴罪立功殚精竭虑当仁不让得不偿失得陇望蜀地大物博玷污清白雕虫小技雕梁画栋掉以轻心叠床架屋顶礼膜拜鼎力相助定期会晤东施效颦动辄得咎读书札记独当一面独占鳌头度日如年渡过难关断壁颓垣对簿公堂囤积居奇咄咄逼人堕落腐败单则易折谠蚰汛?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多行不义必自毙

噩梦额手称庆恶贯满盈恶意诅咒耳濡目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二一添作五

发愣发轫发泄砝码烦躁反悔范畴方圆妨碍费力分歧纷纭愤慨丰盈俸禄俘虏福祉辐射俯瞰副刊赋予覆没发牢骚副作用发扬光大幡然醒悟翻云覆雨繁文缛节反复无常反映意见防患未然飞扬跋扈蜚声文坛废寝忘食费尽心思分道扬镳分庭抗礼纷至沓来焚膏继晷奋笔疾书奋发图强丰功伟绩风尘仆仆风靡一时风声鹤唳风雨如晦锋芒毕露蜂拥而上敷衍塞责幅员辽阔负隅顽抗富丽堂皇覆水难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焚林而猎，竭泽而渔

干练高亢告罄公费攻势诟骂姑息蛊惑挂钩关键关注惯常惯例光彩光碟瑰丽聒噪过分孤零零故纸堆改弦更张改邪归正甘拜下风甘冒不韪甘之如饴感恩戴德感情融洽感人肺腑刚愎自用高潮迭起高官厚禄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各行其是工程竣工功亏一篑攻城掠地共商国是贡献巨大孤注一掷沽名钓誉骨骼发达骨鲠在喉鼓噪而进固执己见故伎重演故作姿态瓜熟蒂落呱呱坠地关怀备至观摩教学灌输知识光风霁月规规矩矩鬼鬼祟祟鬼蜮伎俩国家机密过犹不及胳膊拧不过大腿割鸡焉用牛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害臊含混涵盖涵养寒暄汗颜捍卫号码号啕浩瀚喝彩何尝和谐和衣弧度胡诌护栏花哨怀揣荒谬惶惑幌子恢宏汇报晦涩昏庸红扑扑化妆品黄澄澄海角天涯含辛茹苦寒暄客套好高骛远好景不长和蔼可亲和盘托出和颜悦色和衷共济横渡长江哄堂大笑鸿篇巨制侯门似海后悔不迭虎视眈眈互相推诿怙恶不悛化为乌有化学反应画地为牢欢度春节欢呼雀跃焕然一新荒诞不经诲人不倦浑然不觉浑身是胆火山爆发火中取栗滑天下之大稽化干戈为玉帛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饥肠机密羁绊极致亟待急促急躁棘手伎俩寂寥枷锁家具嘉奖戛然驾驭间谍缄默简捷简练简陋缰绳奖掖绛紫糨糊姣好娇宠皎洁搅拌缴获教诲教唆接洽竭力解馋锦绣劲道经典惊骇精辟精悍精简痉挛敬佩九州就绪拘谨狙击沮丧剧增诀别诀窍抉择崛起竣工缉私队假惺惺节骨眼金刚钻竞技场缉拿烟贩跻身三强即使如此极目四望亟待解决急功近利集思广益集腋成裘计划缜密计日程功记忆犹新技高一筹既然如此既往不咎继往开来家喻户晓嘉宾满座坚壁清野坚如磐石艰苦朴素艰难困苦缄口不言见风使舵剑拔弩张娇生惯养矫揉造作缴获毒品接踵而来洁白无瑕桀骜不驯竭泽而渔金榜题名金碧辉煌金蝉脱壳金瓯无缺噤若寒蝉泾渭分明晶莹剔透兢兢业业精兵简政精美绝伦精神涣散精神矍铄赳赳武夫九霄云外酒中掺水居心叵测狙击敌人鞠躬尽瘁举世震惊举行宴会举一反三踽踽独行绝代佳人绝对服从绝无仅有军事部署军事训练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家书抵万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狡兔，走狗烹解铃还须系铃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鞠躬尽瘁，而后已

楷书勘误戡乱瞌睡磕头刻画恳求苦恼夸奖垮台狂妄匮乏馈赠困扰阔绰口头禅开诚布公开门揖盗开源节流颗粒归仓磕头谢罪可见一斑可做蓝本克勤克俭刻苦耐劳恪守诺言溘然长逝坑害好人空前绝后口干舌燥口蜜腹剑苦心孤诣脍炙人口宽宏大量喟然长叹溃不成军困兽犹斗可望而不可即可遇而不可求口惠而实不至拉大旗，作虎皮

拉拢蜡染累赘冷漠历练厉害立马利落连锁联袂晾干寥廓了望临摹粼粼菱形刘海留恋笼络录像孪生沦落啰嗦落第腊八粥老两口雷阵雨里程碑绿茸茸乱蓬蓬螺丝钉腊梅盛开篮球健将滥竽充数浪费金钱劳动锻炼老生常谈老态龙钟雷厉风行冷嘲热讽礼尚往来理屈词穷厉行节约利害得失励精图治连篇累牍良辰美景良莠不齐梁上君子寥寥无几列出提纲伶牙俐齿玲珑剔透令人恐怖浏览一遍流连忘返龙盘虎踞炉火纯青戮力同心绿草如茵绿树成阴孪生姐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临时抱佛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马甲谩骂漫谈盲目牦牛贸然煤炭美籍魅力蒙人迷宫缅怀描摹泯灭名分摹仿暮色满堂彩莫须有买椟还珠卖官鬻爵脉搏微弱脉络分明满脸皱纹慢条斯理漫山遍野毛骨悚然貌合神离没齿难忘没精打采美轮美奂弥天大谎靡靡之音绵里藏针面面俱到民生凋蔽名门望族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正典刑明知故犯冥思苦想模范事迹摩肩接踵摩拳擦掌莫可名状莫衷一是漠不关心墨守成规目不睱接暮霭沉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蚂蚁啃骨头冒天下之大不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碾碎霓虹灯呶呶不休能屈能伸年高德劭宁缺毋滥奴颜婢膝

讴歌偶尔怄气呕心沥血

拍板盘踞蹒跚赔偿佩戴偏僻偏袒剽悍贫瘠频率屏气破天荒旁征博引赔礼道歉配合默契怦然心动蓬荜生辉蓬头垢面纰漏百出披沙拣金披星戴月拼拼凑凑平添秋色平心而论屏气凝神迫不及待破釜沉舟扑朔迷离赔了夫人又折兵

气概迁徙歉疚强悍敲诈青睐轻蔑倾注顷刻驱使痊愈蜷缩敲竹杠亲和力其乐融融其乐无穷奇闻异事气喘吁吁迄今为止恰如其分千疮百孔千钧一发千里跋涉签字盖戳前倨后恭前仆后继潜移默化强弩之末敲诈勒索乔装打扮亲密无间沁人心脾轻歌曼舞轻诺寡信清澈见底情不自禁情投意合顷刻之间罄竹难书曲高和寡曲意逢迎趋之若鹜全家迁徙全神贯注却之不恭鹊巢鸠占弃之如敝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饶恕融洽蹂躏热烘烘入场券惹是生非人不敷出人才辈出人参鹿茸人情世故人所不齿人性泯灭仁至义尽认识肤浅融会贯通如法炮制如火如荼如雷贯耳如愿以偿孺子可教入不敷出偌大操场弱不禁风

撒谎瘙痒杀戮煞白山坳闪烁赡养晌午上供上钩社稷慑服伸张身材神州师傅时辰使唤视察手腕手续狩猎授予倏忽舒缓熟练厮杀松弛怂恿唢呐琐碎琐屑撒手锏三部曲水龙头三番两次色彩斑斓歃血为盟山谷震荡山峦重叠山清水秀姗姗来迟擅自改动赡养父母伤病痊愈上蹿下跳尚待商榷稍事耽搁稍纵即逝少安毋躁设下陷阱申酉戌亥身体赢弱深居简出深为惋惜神采飞扬神态安详生灵涂炭生杀予夺生抉择生攸关声名鹊起声色俱厉声嘶力竭声闻遐迩声音洪亮盛气凌人时过境迁拾人牙慧食不果腹食物匮乏食言而肥史无前例始终不渝世态炎凉世外桃源式样新颖事必躬亲事情原委势不两立势均力敌势在必行视察民情视如归恃才傲物拭目以待适得其反舐犊情深嗜酒成癖手头宽裕首屈一指受益匪浅授予奖章瘦削不堪书香门第书写潦草梳妆打扮水到渠成水融水泄不通睡眼惺忪司空见惯不瞑目皮赖脸心塌地肆无忌惮耸人听闻随声附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心隔肚皮上梁不正下梁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胜败乃兵家常事胜不骄，败不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识时务者为俊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事实胜于雄辩是可忍，孰不可忍手无缚鸡之力树倒猢狲散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贪多嚼不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偷鸡不成蚀把米

瘫倒袒护搪塞誊写提要恬静调剂通缉托付拖沓拖鞋椭圆捅娄子贪赃枉法谈笑风生袒露心声叹为观止蹚水过河螳臂当车韬晦之计誊写文章提纲挈领提心吊胆醍醐灌顶天崩地坼天翻地覆天理难容恬不知耻甜言蜜语挑拨是非挑肥拣瘦条分缕析亭亭玉立挺身而出铤而走险通货膨胀通情达理通宵达旦同等学力头晕目眩投机倒把突如其来图谋不轨图穷匕见荼毒生灵推崇备至推托生病推脱责任推心置腹蜕化变质

蜿蜒宛然宛若惋惜枉费威慑卫戍慰藉文牍文身诬告诬陷无奈舞弊文身术文绉绉窝里斗歪风邪气歪门邪道完璧归赵玩世不恭万古长青万贯家财万事亨通往来穿梭枉费心机望风披靡为国捐躯为虎作伥韦编三绝围墙倒塌帷幕拉开尾大不掉委曲求全萎靡不振未解之谜味同嚼蜡文过饰非闻鸡起舞闻名遐迩稳操胜券蜗角虚名乌合之众无耻谰言无的放矢无独有偶无济于事无精打采无可辩驳无理谩骂无上光荣无事生非无所适从毋庸置疑戊戌政变物阜民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物以稀为贵

瑕疵先驱羡慕相像逍遥胁迫亵渎邂逅休憩修炼修葺宣泄喧闹漩涡炫耀渲染熏陶巡视询问协奏曲熙熙攘攘嬉笑怒骂喜上眉梢瑕瑜互见闲情逸致相距不远相形见绌向往光明向隅而泣骁勇善战销声匿迹销赃灭迹胁从不问心浮气躁心狠手辣心灰意懒心灰意冷心劳日拙心律不齐心无旁骛心心相印新闻曝光信口雌黄兴高采烈星罗棋布行踪诡秘形迹可疑性格不合性格粗犷休养生息修葺一新栩栩如生喧宾夺主煊赫一时悬梁刺股绚丽多彩学识修养寻根究底循规蹈矩循序渐进徇私舞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小人喻于利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富五车，才高八斗

严峻沿袭眼睑眼眶摇撼揶揄贻误遗憾遗漏肄业隐秘荧屏赢得踊跃幽怨犹如游弋迂腐渔场元凶陨落熨帖一炷香荧光屏鱼水情压榨平民揠苗助长湮没无闻严惩不贷妍媸毕露言不由衷言简意赅言谈诙谐偃旗息鼓眼花缭乱演绎归纳扬长而去养尊处优杳无音信要言不烦一本万利一筹莫展一副楹联一鼓作气一抔黄土一蹶不振一劳永逸一路飙升一诺千金一切就绪一丘之貉一望无垠一泄千里一夜暴富一张一弛一枕黄粱贻误战机贻笑大方颐指气使以德报怨以儆效尤以逸待劳倚马可待义不容辞义愤填膺异口同声异曲同工意气相投意兴阑珊阴谋诡计引吭高歌饮鸩止渴应接不暇英雄辈出英雄气概影视蓝本庸庸碌碌雍容华贵优柔寡断有恃无恐有所遵循余勇可贾鱼目混珠逾期作废与人为善羽扇纶巾雨声淅沥语无伦次欲盖弥彰元气大伤原物璧还原形毕露原子辐射缘木求鱼怨天尤人月明星稀芸芸众生运筹帷幄一锤子买卖一竿子插到底一年之计在于春一言以蔽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英?鬯酝? 有志者事竟成玉不琢，不成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折叠蛰伏真谛阵脚振奋赈灾震撼整饬证券致使舟楫专攻装订装潢装帧奏效诅咒遵从作祟作揖坐标坐落座谈滞纳金主旋律座谈会座右铭再接再厉泽被后世责无旁贷崭露头角张皇失措仗义执言招摇撞骗照本宣科遮天蔽日这倒不错针灸疗法针砭时弊真知灼见振聋发聩震撼人心直截了当直上云霄至高无上至理名言炙手可热掷地有声中流砥柱中途变卦中西合璧钟爱一生重蹈覆辙珠宝首饰珠光宝气珠联璧合蛛丝马迹专程谒见装订书册追本溯源缀句成文惴惴不安准备就绪擢发难数锱铢必较自暴自弃自负盈亏自顾不暇自夸自诩自力更生自乱阵脚自鸣得意自怨自艾恣意妄为纵横捭阖走投无路最后通牒左右逢源坐收渔利坐享其成座无虚席照葫芦画瓢针尖对麦芒

为什么说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泯灭的文明？

古代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幸存的文明古国。为何？深思这个问题，有利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文人统治，是中华文明能够保存的主要原因。说道文人统治，必须首先说一个伟人，当然他不是孔子，而是仓颉，他创造了文字，是中华问题的载体。有了这个载体，我们才能看到浩如烟海的文献，看到古人的经，史，子，集。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古代巴比伦的古代楔形文字，由于艰涩难懂，逐渐被人遗忘。还有像印加帝国，也是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在现在考古中，有许多古代文明，都因为没有问题，或者文字艰涩难懂，而不能让世人真正的了解。第二个应该感谢的是：包容。中华民族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能够容忍，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同时存在。而且有不相互包容。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反观历史，古代印度就是因为宗教冲突，而毁灭了自己。再看看西方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宗教战争的历史。第三个要感谢的人是文人。不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正是这个士大夫的存在，才是中华文明能够保存。他们是中华文明的火炬手，他们的存在，中华文明的火炬才能，传递到现在。古代中国的真正统治者，不是某某皇帝，而是士大夫，掌握政权制定政策。是中华民族在一次次的危难中站起来。未完待续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环球网论坛（）

唐朝宁原悌所任的谏议大夫是个什么官？

谏议大夫:官名。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置谏大夫，掌议论，属光禄勋。无定员。东汉世祖时改称谏议大夫。唐左、右谏议大夫分属门下省与中书省，各四人，掌侍从规谏。宋初沿其制，后置谏院，以左右谏议大夫为之长。辽金沿置。明初置，不久废。《后汉书.百官志二》：“谏议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宋史.职官志一》：“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同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又“右谏议大夫......与门下省同，但左属门下，右属中书。” 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书记

秘书省:官署名。南朝梁时，改前代秘书监为秘书省，专掌文艺图籍，陈、隋因之。唐初复称监，后又改兰台、麟台。至睿宗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再改为秘书省。下领太史、著作二局。宋代沿置。明废。《新唐书.百官志》：“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丞一人，从五品上。监掌经籍图书之事。”《通典.职官八.秘书监》：“梁曰秘书省。陈因之，后魏亦有之......隋秘书省领著作、太史二曹。”《宋史.职官志四》：“秘书省。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为之贰，而丞参领之。”

秘书省校书郎：相当于现在的行政部门的校对

监修国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官员。早

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司徒崔浩就曾“监秘书事”、“综理史务”

（注：《魏书》卷35，《崔浩传》。）。这里的“监秘书事”实际就是

监修国史（注：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纪北朝

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台湾学生书局1990版，第413页。）。北齐

修撰国史，监修人员径称“监国史”，当时重臣如高隆之、赵彦深、祖

珽等均曾兼任此职。北周无“监国史”之名，但大臣赵善曾“监著作”

（注：《周书》卷34，《赵善传》。），实即监修国史。唐朝设监修国

史，就目前史料来看，肇始于贞观时期房玄龄担任此职，具体时间各书

记载则稍有歧异，如《贞观政要》卷2《任贤》说是“（贞观）三年，

（房玄龄）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则云：“（贞观）三年……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

公、监修国史。 ”据此，房玄龄之出任监修的时间一说为贞观三年（

629）一说为四年（630）。但按《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房升任

尚书左仆射在贞观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因此《旧唐书

·房玄龄传》的记载应有误，监修国史之设当依《贞观政要》，在贞观

三年（629）。贞观三年（629）之后，监修国史的设置遂形成定制，直

至唐朝灭亡。监修国史制度，作为唐代史学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加强

当局对国史修撰的控制。对这项制度，各种史学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语

焉不详，或有错误。兹谨掇拾有关史料试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制

度的认识。

一、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

监修国史，作为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其具体职责

史无明文，但从有关记载来看，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高宗咸亨年间，大臣许敬宗曾主持

编纂国史，为高宗所不满，于是便由监修国史刘仁轨等“引左史李仁实

专掌其事”（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进行刊

改；中宗景龙年间，名史家刘知几曾进入国家修史机构——史馆工作，

据他自己说，是奉监修国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时》

。）。《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杂录下》有如下一段记载：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

宝，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员外郎独孤郁充史馆修撰，兼判馆事，

又以兵部尚书裴垍为太子宾客。以疾罢相，拜兵部尚书，久未任朝谢。

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复监修国史，与垍有隙，又以垍抱病方退，不宜

以《贞元实录》上进，故史官皆罢，垍亦更移散秩。

据此，史馆原史官的罢免、新史官的任命都决定于监修国史。按《

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和《

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 采撰二》，《德宗实录》已于元和五年（

810）十月由裴垍等撰成奏上，而且修史诸人各已受赏进秩，因此，此

条记载所记李吉甫之事未必属实，但联系李仁实、刘知几修史、入馆的

经过，其所反映的由监修国史决定史官任免的情况则应是可信的。刘知

几曾对大臣监修国史有所批评，说他们“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

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职》。），这也从

反面说明史馆修撰人员的引进升降是由监修国史负责的。

第二，负责史书编修工作。中宗景龙二年（708）四月，大臣韦巨

源等五人同时担任监修国史，时为史官的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

史之弊”，愤然“求罢史职”（注：《唐会要》卷64，《史馆下·史馆

杂录下》。），并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

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

三公，适从何在？”“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

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

之务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

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

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

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比者伏见明公，

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或云‘坟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岁

序已淹，何时辍手’。切以纲维不举，而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

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注：《史通》卷20，《忤时》。）从

刘知几的这几段话来看，对修史原则做出具体的斟酌决断，对修史人员

做出适当的分工安排，对修史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管理，都在监修国史

的职责范围之内，只是景龙年间，监修过多，没有较好地履行上述职责，

才招致刘知几的强烈不满和严辞批评。

第三，裁断疑难。唐朝曾在宫禁之中设立史馆，作为修撰国史的场

所，目的是“重其职而秘其事”。但玄宗开元年间，却屡有犯禁，“张

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使“国之大典，散在数处”。针

对这种情况，开元十五年（727），宰相李元纮建议“望勒说等就史馆

参详撰录”（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在外修史》。又，李元

纮提出建议的时间，《唐会要》作“二十五年”，其时李元纮早已作古

，显误。）。两《唐书·李元纮传》均未载其曾任监修国史，然从诸书

看，从开元十五年（727）监修国史张说致仕至十七年（729）宰相萧嵩

出任监修国史，其间缺乏监修国史的人选记载，而此时恰为李元纮宰相

任期，承乏者当即李元纮，提出上述建议则是他尽了监修国史的职责。

永贞年间，“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纪录，其本不在馆中”。为了纠

正这种“乖阙”，监修国史韦执谊建议“自今已后，伏望令修撰官，各

撰日历，凡至月终，即于馆中都会，详定是非，使置姓名，同共封锁。

除已成实录撰进宣下者，其余见修日历，并不得私家置本”。（注：《

唐会要》卷63，《史馆上·修国史》。又，韦执谊提出建议的时间，《

唐会要》作“贞元元年”，韦执谊之任相在永贞元年（805 ），《唐会

要》误。）馆外修史虽为监修国史们一再反对，但由于史官均系兼职，

为保证修史的连续性，有时又不得不采取变通措施。这也由监修国史提

出解决办法，如长庆三年（823），史官沈传师出任湖南观察使，他所

负责的一部分史稿，就由监修国史杜元颖上书皇上，“伏望勒就湖南修

毕”（注：《唐会要》卷63，《史馆上·在外修史》。）

第四，审正史稿。史书修成之后，在奏呈皇帝以前，都要先经由监

修国史审正。如宪宗元和年间，史官韦处厚撰成《顺宗实录》三卷，但

监修国史李吉甫认为“未周悉”，又令史官韩愈重修。韩愈与其他史官

沈传师、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寻检诏敕”，终于修成五卷本新《

顺宗实录》。韩愈本人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

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

录”。即使这样，李吉甫仍然“慎重其事”，将《顺宗实录》带回家中

，“欲更研讨”。（注：《韩昌黎文集》卷8，《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

》。）

除以上数点外，监修国史有时还亲操刀笔参与修史工作，高宗时，

许敬宗任监修国史，为国史写了“高宗本纪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

“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注：《史通》卷12，《古今正史》。）

宪宗时，裴垍任监修国史，参与了《德宗实录》的写作，《旧唐书》卷

120《郭子仪传》后的史论就出自他的手笔。

二、唐代监修国史制度的演变

自贞观时初设，以迄唐朝灭亡，唐代的监修国史制度在近三百年的

时间里，还经历了若干变化：

——监修国史的员额有所变化。唐朝三百年，各个时期监修国史的

员额并不完全相同。太宗贞观时期实行的是一相监修制，终太宗之世，

只有房玄龄一人担任监修国史。《旧唐书》卷78《高季辅传》说“（贞

观）二十二年，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监修国史，赐爵蓨县公”

，似乎高季辅曾于太宗末年担任监修国史。但按《旧唐书》卷4 《高宗

纪上》，高之任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是在贞观二十三年（649 ）五月

太宗驾崩之后，因此，高之任监修国史亦应在高宗统治之初。

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及玄宗开元前期，基本上是多相监修制，

即同时间往往有数位宰相担任监修国史。如高宗永徽四年（653），担

任监修国史的有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张行成、高季辅、柳奭、

来济等七人；中宗景龙二年（708）四月，担任该职的有韦巨源、纪处

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五人；玄宗先天元年（712）八月，窦

怀贞、刘幽求、魏知古、崔湜四人同时被任命此职。

自玄宗开元后期起以迄唐亡，再次实行一相监修制。但这时的监修

国史并不是像贞观时期那样由某人长期兼任，而是逐渐演变为某一级别

宰相的固定兼职，具有身份标志的意味，如在宣宗及其以后诸朝，监修

国史例由次相兼任。（注：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云：“唐制，

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洪（正字犯宣祖庙讳）

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按诸有关记载

，实应为：首相为太清宫使，带弘文馆大学士，次相、第三相依次带监

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第四相不带衔。又，台湾学者张荣芳先生认为

宋敏求所云是太宗朝“史馆制度初立时的情况”。按，弘文馆初设于高

祖武德四年（621），称修文馆，太宗贞观九年（635），始改称弘文馆

，但只有学士，无大学士，后名称数易，至玄宗时方复旧。集贤殿，太

宗时无此称，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始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丽正殿

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至于以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分

别入衔，更是很晚以后的事，如敬宗时牛僧孺尚以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同

时兼任集贤殿大学士和监修国史，文宗时宰相贾＠①也曾同时兼任过集

贤殿大学士和监修国史。因此，宋敏求所云决非贞观年间史馆制度初立

时的情况。张说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第三章第一节《史馆的

创立及其演变》，台湾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版

，第52 页；又见所著《考论得失，惩恶劝善》一文，载郑钦仁主编《

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2年版。）有学者认为，唐朝后期昭宗、哀帝两朝“又再复行多相监

修之制”，（注：《唐代的史馆与史官》第三章第一节，《史馆的创立

及其演变》，第55页。）显然是不了解唐朝后期监修国史制度的特点。

——监修国史的身份偶有变化。国史的取舍褒贬，关乎当权者的荣

辱利害，因此，北魏以来，监修国史者例为国家重臣。在唐朝，担任监

修国史者则绝大多数都是宰相，如前举房玄龄、长孙无忌、于志宁、高

季辅等等无一例外，但偶尔也有其他人员充任，如高宗朝的令狐德棻、

武周时期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注：关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之任监

修，两《唐书》本传均无记载，但《唐会要》卷63，《史馆上·在外修

史》所载时人吴兢开元十四年（726）七月的奏疏称：“臣往者长安、

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

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是则张昌宗、张易之亦曾

为监修。二张为武则天幸臣，其任监修亦当在武则天时期，或即长安年

间。）、玄宗朝的姜皎，或为史界泰斗，或为皇帝宠臣，均非宰相。武

三思于证圣元年（695）初任监修国史时为春官尚书，两年之后方才升

任宰相。当然，这种情况极为少见，而且全部发生在玄宗开元初期及其

以前，之后便销声匿迹，无复如此。

——监修国史的名称曾有变化。玄宗以前，监修国史之称号恰如其

名，玄宗至德宗时，改称“修国史”，德宗之后又恢复旧称，以迄唐末

附：唐代监修国史名录

有唐一代，从太宗时起至唐朝灭亡，有许多大臣曾经担任过监修国

史。然而，由于史料的阙如，不少已经湮没无闻，现在可以考知的仅有

110人，兹按时代先后将其胪列于下：

太宗时期：房玄龄。

高宗时期：高季辅、张行成、长孙无忌、于志宁、柳奭、来济、

褚遂良、韩瑗、令狐德棻、李义府（注：李义府在高宗时期曾两任监

修国史，第一次在永徽六年（655）七月至显庆三年（658）十一月，第

二次始于显庆四年（659）七月，龙朔二年（662）七月丁忧去职，九月

起复，龙朔三年（663）四月，因罪流放。）、崔敦礼、许敬宗、刘仁

轨、郝处俊、李敬玄、高智周、崔知温。（注：《旧唐书》卷59，《许

圉师传》：“显庆二年，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

张荣芳据此认为许圉师曾于显庆二年（657）担任监修国史，恐非。因

为据《旧唐书》卷4，《高宗记》，许初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在显庆四年

（659）四月，许传所载时间显然与此不符。据《唐会要》卷63，《史

馆上·修国史》，显庆四年（659）二月以前，中书令许敬宗等曾“受

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许圉师曾参与其

事，其时他的身份很可能就是“兼修国史”。许传的记载当是将“同中

书门下三品”误置于“兼修国史”之前。《新唐书》卷90许传未载许圉

师任监修国史事，或正是有鉴于此。张说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

附录三《唐代宰相监修国史表》，第271页。）

武周时期：武承嗣、范履冰、武三思、李峤、朱敬则、韦承庆、张

易之、张昌宗。（注：《新唐书》卷61，《宰相表上》：“（圣历元年

）十月癸卯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监修国史

知凤阁侍郎李峤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张荣芳据此认为姚崇曾于武周时

期担任过监修国史。细玩此段文字，可知张氏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显然

是因为句读时，误将“麟台少监监修国史”上属，当成了姚崇的新职务

。正确的句读应为：“（圣历元年）十月癸卯，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

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监修国史·知凤阁侍郎李峤同凤阁鸾

台平章事。”此外，还应指出，《新唐书》此段关于李峤原官衔的记载

可能存在错误，如据两《唐书·李峤传》，李峤任相前曾为知天官侍郎

事，并未知凤阁侍郎；他任相前为“兼修国史”，而非监修国史。张说

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附录三《唐代宰相监修国史表》，第27

2页。）

中宗时期：豆卢钦望、祝钦明、张柬之、魏元忠、杨再思、李峤、

萧至忠、韦巨源、纪处讷、宗楚客、韦安石、唐休璟、苏瑰、韦温、赵

彦昭。

睿宗时期：张说、陆象先、岑羲。

玄宗时期：窦怀贞、刘幽求（注：刘幽求曾先后于先天元年（712

）八月和开元元年（713）八月两度出任监修国史。）、魏知古、崔湜

、张说、姚崇、姜皎、宋璟、苏颋、李元纮、萧嵩、张九龄、李林甫、

杨国忠。

肃宗时期：李揆、萧华。

代宗时期：元载、杨绾。

德宗时期：崔佑甫、张镒、关播、刘从一、李泌、齐抗。

顺宗时期：韦执谊。

宪宗时期：裴垍、李吉甫

穆宗时期：杜元颖。

敬宗时期：牛僧孺。

文宗时期：韦处厚、路隋、贾＠①、李固言、郑覃。

武宗时期：陈夷行、李绅、李让夷、郑肃。

宣宗时期：周墀、崔铉、崔龟从、令狐绹、魏谟、郑朗、崔慎由、

萧邺（注：《旧唐书》卷166，《白敏中传》：“会昌末，同平章事，

兼刑部尚书、集贤史馆大学士。”张荣芳认为此处的“集贤史馆大学士

”即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按唐朝后期，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

例由宰相分任，因此，此处的“集贤史馆大学士”似乎应为集贤殿大学

士之误。当然，白敏中在宣宗朝长期担任首相，在到达这一人臣的顶点

之前，他极有可能做过次相，因此，他也并非没有兼任监修国史的可能

，但这还需要更直接的史料证据。张说见其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

附录三《唐代宰相监修国史表》，第277页。）。

懿宗时期：夏侯孜（注：《全唐文》卷83载有懿宗《授白敏中宏文

馆大学士等制》，记述了唐廷对白敏中、夏侯孜和蒋伸等三人的任命，

其中三人的原官衔分别为特进·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张

章事、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充集贤殿大学士和金紫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同中书门

下平章事，新授官衔则只有白敏中的，是兼充太清宫使·宏文馆大学士，

余二人的则因制书残缺而付阙。按唐后期惯例，首相充太清宫使，次相

兼监修国史，第三相任集贤殿大学士，因此，可以断定夏侯孜和蒋伸的

新官衔应该分别为监修国史和集贤殿大学士。）、蒋伸、杜审权、曹确、

韦保衡。

僖宗时期：郑畋、裴澈、萧遘、孔纬。

昭宗时期：杜让能、刘崇望、崔昭纬、徐彦若、王抟、孙偓、崔胤、

陆扆、陆贽、裴枢。

哀帝时期：独孤损、崔远（注：《全唐文》卷92载有哀帝《授裴枢、

崔远左右仆射制》，据此制，崔远的原官衔中有监修国史一职。《旧唐

书》卷20下，《昭宗纪》也记载了授裴枢、崔远左右仆射一事，但崔的

原官衔中却只有集贤殿大学士，而另一位和他同时受到新任命的大臣独

孤损的原官衔中倒有监修国史一职。同记一事而抵牾如此，真不知如何

取舍，姑暂两存之。）、张文蔚。

求几首古诗。

以下两首绝对符合：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唐刘禹锡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此诗，通过人们在长安一座道士庙──玄都观中看花这样一件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几度贬官，看到满朝新贵仅是攀龙附凤之辈，心中愤愤不平，于是写了前一首诗，借桃花矛以嘲讽：“你们这些都是什么东西，都是我走后才来的小辈——“尽是刘郎去后栽！”为此刘再度被贬。十四年后，刘再次复出，重游玄都观，感慨万千，写下《再游玄都观》，表现了刘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

再游玄都观

唐刘禹锡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与《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之“玄都观里桃千树”，“无人不道看花回”，形成强烈的对照。下两句由花事之变迁，关合到自己之升进退，因此连着想到：不仅桃花无存，游人绝迹，就是那一位辛勤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可是，上次看花题诗，因而被贬的刘禹锡现在倒又回到长安，并且重游旧地了。这一切，是不能预料的。言下有无穷的感慨。

再就其所寄托的意思看，则以桃花比新贵，与《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相同。种桃道士则指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了，有的失势了，因而被他们提拔起来的新贵也就跟着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煊赫声势，而让位于另外一些人，正如“桃花净尽菜花开”一样。而桃花之所以净尽，则正是“种桃道士归何处”的结果

百家争鸣执一词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什么作用

百家争鸣成为历史绝唱的原因

在活泼动进、充满自由精神的百家争鸣中形成了中国以诸子学为代表的原创文化，而孕育了原创文化的百家争鸣运动却一去不返，犹如绚丽的彩虹，转瞬即逝，岂非咄咄怪事？见怪不怪，此实由历史环境所限，原非人力所能左右者也。

（一）百家争鸣是古典专制主义向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过渡的产物

周人是在“西土”独立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的。由于周王的权力源自氏族制后期父系家族族长对家族成员和家族财产的支配权，所以，由氏族机关脱胎而来的——周王室，从本质上说是专制的。随着灭殷和东征，周人取代殷人，成为天下共主，遂把这种专制统治推向全国。不过，周族原为小邦，为有效占领广大的东方，他们不得不把族人和姻亲分封到各地，建立带有军事据点性质的国，借以控制广漠无垠的野和野中形形色色的敌对族群。这就使国人集体的强大和团结，在事实上成了王朝得以存续的保证和繁荣昌盛的基础。王公贵族在不断动用甲兵对付野人的同时，却始终坚持以礼乐制度为主来治理国中，并把由部落制旧规演化而成的辅贰制、朝议制和国人参政制一直实行到春秋[19]，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国人内部过度分化，以保作为王室屏藩的盘石之宗永结不散。为了避开关于社会性质的争论，我们姑且把西周这种从原始社会自然延续下来的、兼有君主专制和原始民主两种成分的专制政体叫作古典专制主义。古典专制主义是西周政权长治久安的法宝，而既别异又统同的礼乐制度，则是古典专制主义的核心。

但是，物盛而衰，原为理之固然。礼之设，犹如河道上的堤坊，目的在于明尊卑贵贱之序，使“事有宜适，物有节文”，“防其*侈，救其雕弊”，以便有效地“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到了春秋战国间，却出现了“礼废乐坏，大小相逾”，堤坊对河水失去了约束力。发号施令之权由天子转到诸侯，由诸侯转到大夫，一些地方竟至“陪臣执国命”。各国之君依天子之制“设两观，乘大路”，管仲、季氏之流也“三归雍撤，八佾舞廷”，“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连子夏的高足弟子都说：“出见纷华盛丽而悦，人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中人以下者，都要“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更是不言而喻之事。周人用“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结果却是“民犹犯齿”，“民犹犯贵”，“民犹犯君”，“民犹忘其亲”，“民犹争利而忘义”，“民犹*佚而乱于族”，可见筑堤防水的办法并非万能。同时，又有“王官失业，雅颂相错”，“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号称“最为好古”的魏文侯尚且“听古乐则欲卧”，“及闻郑、卫”则“不知倦”，再用“协比声律”的办法来“和民声”、“同民心”、“助流政教”，也已很不现实。

与之相应，自春秋到战国，各国通过辟土服远和建都设县，已把直接统治区扩大到了鄙野。私有制的发展、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变法改革又促使国中的家族纷纷解体。野人因转化为受田小农并被征当兵而地位上升，国人却失去了宗族的庇荫和统治部族成员的资格，在国为“市井之臣”，在野为“草莽之臣”，“皆为庶人”，统统成了新兴领土国家的编户齐民。国野界线消失，国野对立的格局不复存在，用既别异又统同的特殊政策来团聚国人、对付野人已无必要，礼乐制度注定会成为政治上的昔日黄花，古典专制主义在被奉行了数百年后，也终于寿终正寝。

实际上，伴随着领土国家的形成，与政治关系及地域关系相适应的集权专制主义统治早就应运而生了。郡县制代替国都鄙野制，任官制和禄米制代替分封制和赐邑制，符玺制、年终考绩制代替朝觐会同制，成文法代替习惯法，以贫富贵贱为基础的新等级代替以亲亲为基础的旧等级，等等，已经成为战国政治发展的总趋势。然而，由于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新制的完善又颇费时日，集权专制主义的不成熟性随处可见。其重要表现有：

1.不健全。往往因事定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系统规划。如：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他制订的《法经》6篇便首列《盗法》和《贼法》，因“盗、贼须劾捕”，故其次讲《囚法》和《捕法》，《具法》是根据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法律，只有《杂法》才涉及其他犯罪行为[20]《刑法志》，可见惩治盗贼是这部法典的核心。这种倾向在商鞅变法和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秦律》竹简中也反映得十分突出。而《唐律》的情形则正相反，在其数量已扩大到12篇500条的同时，却将《贼律》、《盗律》压缩为1篇，称为《贼盗》，从12篇所列的“五刑之名”、“十恶之条”来看，维护皇权和各级官僚特权、钳制民众日常行为的部分显著增加了。而且，在“正刑定罪”的律文之外，还有发挥“设范立制”、“禁违正邪”、“轨物程事”作用的令、格、式以资补充。[21]两相比较，不能不说战国的法律还很粗疏，无法满足统治者加强专制集权的多方面需求。另外，除秦国已有20级军功爵和楚的爵秩较为特殊外，战国时三晋、齐、燕的爵秩等级仅分别为卿和大夫两级[22]235；各国虽有“精士练才”作为常备兵，但应付大规模战争仍靠临时从农民中征发，等等，都可视作集权专制主义机制不健全的例证，恕文繁不赘。

2.不一致。由于七雄所处的地域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所以，他们各自创设的集权制度也有较大差异，发展很不平衡。如，各国差不多都先于边地设郡，借以巩固边防，后发展为郡县制，齐国却始终没有设郡，而是将全国划分为五都；为了适应政治、经济的需要和加强对臣下的控制，各国的官僚机构基本都走上了“官分文武”的道路，以相和将为文官系统和武官系统的首脑，但楚国却始终未设相位，仍沿袭春秋旧制，以令尹为最高官职；至于相、将、令尹以下的官职设置，则更加五花八门，异多于同。战国时，官僚制虽已被普遍采用，封君制也仍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而封君的来源却又差别很大，三晋、齐、楚诸国，国君的亲属、外戚、国君和太后的宠臣所占比例较高，惟有秦国行20级军功爵制，故有功大臣居多。总之，战国政制不一，大体上三晋为一个系统，齐、秦、楚各自另为一个系统[22]207，离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确立还相距遥远。

3.不确定。在礼乐制度解体之后，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维持政权和社会秩序，用什么样的思想作为实施统治的指导思想，不可能每个人都很明确。如，《管子·国蓄》篇说：“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五者不可毕用，故王者偏行而不尽也。”偏行就是要有所侧重，但在五种都有缺陷的税制中，究竟以哪一种为主才好，连作者自己也未予明言。荀子就如何建立新制的问题论述最多，但他所勾画的不过是一个基本框架，一深入到操作层面，却只能建议各国，不妨“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10]《正名》显然并没有把各种制度融会贯通，铸为一体。学者们在讨论、在选择、在综合、在争鸣，并先后出现过以稷下学宫和吕不韦的相府为基地的两个大的研究中心；国君们更为丧地辱师、“天下恶乎定”、如何才能“称帝而王”等问题烦恼焦虑。究竟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究竟是用德治，还是用礼治、贤治、势治、法治，抑或干脆无为而治？真让人眼花缭乱，举棋不定。以至于竟真出现过燕王哙相信“禅让”说，把君位传于燕相子之的荒唐举动。[13]《燕策一》可以说除秦自商鞅变法之后，一直遵循商鞅学派的治国方针未曾动摇外，其他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何去何从的犹豫和徘徊。

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古典专制主义了，新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还没有长大，政府的控驭能力打了折扣，这就不能不给学者留下许多自由活动的空间。贤士“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鸟儿般地“择木而栖”，进可以出将入相，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退可以为王者师友，受到特殊的尊崇，不然，则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传之天下。纵然放言高论，也不必担心触禁犯忌，充其量不过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而已”。国君听了他们的宣传，也常“于心有戚戚焉”。这种情况在秦汉以后是绝难见到的。所以，我们说百家争鸣是古典专制主义向集权专制主义过渡期间的产物。

（二）百家争鸣是由七国并立走向统一时期的特有的文化现象

战国是个无天子的时代。岂止无天子，连能被公认的霸主也没有。七雄并立，“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划，不得休息”，打了败仗，吃了亏，没有人出来主持公道。一不小心，就可能兵挫地削，再不小心，就可能身国亡。所以，弱者以谋图强，强者日欲霸王，是每个国君所面临的严肃课题。

怎样才能强得起来呢？七国大小不一，但其领土截长补短，都有数千里，比起汤起家时的70里、文王起家时的百里，不知大多少倍，不能说没有发展的条件，关键要看是否得人。

为了解决“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和“民之不足以实其地”的问题，各国出台了不少政策来“驱众移民”，试图打破“民犹无走”的僵局，把别人的“重民”都拉到自己这里来。如秦国用“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的办法招徕三晋之民“使之事本”；齐国提出予夺、险易、利害、难易、开闭、生杀六个“决之则行，塞之则止”的关键点要求政府高度关注，认为假如“不明于决塞，而欲驱众移民，犹使水逆流”，不可得也，等等，均其显例。但是，高明的国君却更懂得“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的道理，深信“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有了贤者就有了一切。所以，他们不指望通过“足行其地，户说其民”来吸引民众，而是强调“得其要”，即用提纲挈领的战略，从尊贤做起，凭借贤者的道义和影响力使天下人归之。[12]《先识》这样一来，战国的尊贤便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一些有道的大贤显然是被当作足以感召民众的精神领袖才受到特别礼敬的。魏文侯欲相段干木而不肯受，乃“致禄百万，而时往馆之”，于是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按兵辍不敢攻之。[12]《期贤》据此，段干木发挥的就是对内稳定人心、对外扩大影响的作用。关键时刻，一贤可抵百万兵，尊贤之效，不可谓不大。

《说文解字》曰：“贤，多才也。”从字之初形看，贤之古义更多地是指能力。除少数大贤能以其道义替统治者团聚和稳定民众外，多数贤者仅有一技之长。但他们有的“敢直言而决郁塞”，有的如明镜而烛幽隐，有的能出谋划策，有的能奔走游说，有的能攻城野战，有的能辟土积谷，有的能经办事物，有的能著书立说，大至合纵连横，“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小至鸡鸣狗盗，足以替主人排扰解纷，其作用虽在一时一事，却也都为国君、贵族须臾不可暂离。这主要是因为旧的礼乐制、宗法制到战国已进一步崩坏，世官世禄制的弊端暴露无遗，宗室子弟不足依恃，兼并和竞争又使军政事务日趋重要和繁杂，客观形势已发展到“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的地步了。

早先，孔、墨都讲过“尚贤用智”的道理，但人们还没有深切体会，都如耳旁风一般，吹过去了。渐渐地，七国对立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这才有了“尊贤者王，用贤者霸，失贤者亡”的紧迫感。于是，各国纷纷通过改革清算世官制度，把举贤原则付诸实践，从根本上代替举亲，而秦国后来居上，做得最彻底。乐毅回答燕惠王说：“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谋于父兄，而使臣为亚卿”。李斯《谏逐客书》曰：秦四世有胜，“皆以客之功”。触詟问赵太后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类似的记录反映这场变革的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以后，大批贤者进入决策中心，而没有能力和功劳的贵族则作为“*民”而遭剥夺，甚至逐步沦落，最终退出政治舞台。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曾与魏惠王会猎于郊，魏惠王以自己有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的“径寸之珠”十枚为宝，大事夸耀。齐威王答道：“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接着就举了檀子、盼子、黔夫、种首等人在治理齐国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说：有了他们，“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怿而去。这个故事表明，在战国特殊的国际环境下，秉持道义、博于学问、有治国强兵才能的贤者已被抬得很高，真正成为人所珍视的宝贝。某些国君和掌权者不仅看到了许多“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的例证，进一步增强了对用贤重要性的认识，而且摸准了贤人最需要给予尊重的心理，总结出了吸引贤人的一套办法。他们知道，“自贤而少人”，“则说者持容而不极”，对真正的“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正如郭隗对燕昭王说的那样：“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仗，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13]《燕策一》倘若气指颐使，“其所择莫如己”，引进的都是蠢材，其国不亡何待!所以，明君多能“去其帝王之色”，虚心待贤。或为贤者“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或与贤者“曲席而坐，传器而食”，“衣裘与之同之”，恣其所欲，以顺适其意；闻贤者之善言，或“立倦而不敢息”，或“不自知膝之前于席”、“语数日不厌”；对贤者的过失，也常“错之勿言”，“人非之不为沮”，不肯“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其中，有的国君甚至能做到“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胸襟如此宽广，“士安得不归之”，国安得不强大？风气所及，一些卿相大臣也以养士相尚，竟有“食禄千锺，什九在外”，用以养贤者。可以说战国七雄及大臣间的竞争，其核心都是对人才的竞争。

正是因为七国并立的紧张局势使某些明君认识到了用贤的意义，才给贤者提供了创造和选择的自由，并通过创造及相互批评辩难，形成了政治上的开放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但好景不长，这种局面在秦的“焚书坑儒”和《挟书律》的打击下，骤然结束了。如前所云，汉代虽曾解弦更张，由于大一统的政权已不能容忍诸流并进、众道杂陈，所以，代替秦朝苛政的新办法不过是把以王霸相杂为特色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从此，天子变得“炎之如日，威之如神”，诸子学遭到禁止，“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影响所及，则“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傀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欲谈者宛（卷）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16]《叙传》、《杨雄传》，过去凡贤者皆能“恣意所存”、四处“扺掌而谈”、“决疑应猝”、“颇得伸其舌而奋其笔”的情况再也见不到了。以贤者自由活动为基础的百家争鸣成了由分裂走向统一时期的罕有的文化现象。

（三）百家争鸣既是私有制发展的结果，又与土地私有制发展不充分有关

毫无疑问，西周已是私有制社会。但私有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已发展成熟。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西周土地私有的现象就不明显。这恰恰是阶级社会初期应有的正常情况。

依照部落制旧规，氏族占有的土地应归氏族全体。这在西周，已演化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表面上，看似出现了王有制；实际上，周王只是以征服者和周族共同体最高代表人的身份，取得了对所占土地的分配权。

分配的形式有两种，即大规模的分封和日常的颁赐。而贵族得到的土地也有两类：一类由受封者直接占有，可以叫家族自占地；另一类范围很大，上边分布有许多邑、里，显然属于被征服族群的居住区，如少昊之墟、有阎之土等等。这样，受封者凭借对家族自占地的支配权，就掌握了榨取家族成员和家内奴隶的物质基础，而由于获取了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权，又可以通过剥削散处于封地上的氏族或家族共同体得到收益。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西周的土地制度下，已经出现了对生产者剩余劳动实行无酬占有的私有制关系，“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公、卿、大夫、士便是无酬剩余劳动的等级分享人。然而，这种私有制关系的不完整性又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贵族在分封和赏赐中得到的只是对家族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对采地贡纳的收益权，同真正的所有权有很大的距离，作为周族共同体的化身，周王可以把已封赐的土地收回，转赐他人。另一方面，同封主一样，对接受封赏者也不能孤立看待，他们隶属于家族，而且是各家族的大家长，受封者在获得采地贡纳的同时，也肩负着收族、恤族的责任，所谓的家族自占地，则由他以家族代表的身份领取和管理，真正的使用权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家族全体。“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子孙即泛指贵族的同族或同宗。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必须借助于多个人的协作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连主要的生产活动也是由家族集体进行的，一族之人“出必共洫间而作，人必共族中而居”，就像一个生产队。只是显赫家族的族长因长期“奔走于公家”而“有位于朝”，必须“日恪位著以儆其官”，普通家族的族长又多以士的身份“执干戈以卫社稷”，才渐渐地脱离劳动，而把“力于农穑以供其上”的责任推到了由子弟构成的下层国人和家内奴隶身上。

自西周至春秋，血缘关系在剧烈的政治斗争中不断遭受冲击，“亲亲”观念逐步淡化。但旧的宗主被杀或出亡，可以改立新的宗主来代替，一些家族衰落了，另一些家族又起来补充，家族社会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贵族家庭的家长已经过着“作福作威玉食”的生活，这同受家长支配的下层成员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既是家族的子弟，作为共同体的“直接肢体”，凭借同共同体的天然联系，就仍能占有和使用土地，并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家长的庇荫。与此同时，家长对外的行为则均由全族代为负责，族存与存，族亡与亡，每个家族都有很强的内向团聚力，家族成员心目中只有家主，没有国君，而社会上也只重视分辨人的“族姓班位”，而不知人性为何物，个人还深深地淹没在家族中。

到了战国，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用铁器武装起来的农民具备了从事个体经营的条件，靠血缘纽带维系的集体劳动压抑了生产积极性，分地私耕成为势所必行的迫切要求。于是，土地由家族共同占有到归个人占有的演变应运而生，但族长凭借权势多占地和占好地，又使疏属子弟及失去家族庇护的孤寡受到排挤，从而变成最早的“无置锥之地”者被抛向社会。这对七国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极为不利。出于巩固统治和对外战争的需要，以行政干预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授田制被提上议事日程。诸子书及《周礼》中说的制土、行田、制地、颁田里等，都是指国家授田，而所谓的“开阡陌”、“正阡陌”、“修封疆”等，则是依照各地亩积，打破家族局限，为承担赋役的个体生产者划定田界。不过，授田制只是加速了土地私有化进程，却并未直接导致个体私有。战国农民受田后，到一定的时间又须退田于官。由于有还有授，政府便要经常地“审端径术”，核验田界，防止“盗徙封”，以便“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案家人比地”，有的地方还要“三岁而壹更赋田”，使各户所受之地美恶平均。劳动者若要离开家乡，便需“弃其田耘”，可出卖者仅小块宅圃而已。

分散劳动的普遍化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在推动私有制走向成熟的同时，又造成了家族的全面解体。反映战国史实的《管子·问篇》既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别也？”又问宗子“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说明随着收族制度的破坏，大小宗关系出现了颠倒，小宗余子既可能因穷困而辗转流移，云散四方，也可能凭借财富或能力超迈宗主，从湮没无闻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另一方面，有还有授的授田制又意味着土地私有化还没有完成，人与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缺乏牢固的结合，安土重迁观念也未见之于史籍，在各国徕民和招贤政策的吸引下，既可以在这里受田，也可以在那里受田，甚至能获得大量的土地赏赐。所以，战国人事实上成了既无血缘枷锁也无地产羁绊的自由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族姓班位渐渐无人提起，有关人性的讨论日趋激烈，各种体现个人政治理念的新学说纷纷产生，甚至出现了庄周等把精神解放看得高于一切、极度张扬个性的思想家。苏秦曰：“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可见有了固定的地产，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不仅可能销蚀建功立业的斗志，恐怕连“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的心境也将破坏无遗。

授田制是自秦至汉逐步废弛、并最终走向解体的。[23]随着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很快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的情况，而士人也纷纷开始朝着地主化的道路迈进，政府一边用种种禁令和严格的户籍管理“驱民皆归之农”，一边奖励孝弟力田，在诱导人民“戮力本业”的同时，又试图通过重建血缘组织来稳定民间社会。汉元帝在一通诏书中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16]《元帝纪》，表明到这时多数人又被地产和宗法两张大网套住，动弹不得了。政府公开打击游侠、游说、游行，士人又失去了冲决网罗的雄心和“矫翼利翮”，以自由著述、自由讲学、自由批评、自由流动为特征的百家争鸣销声匿迹，便成了理所当然之事。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知识活动一下子失去了战国时的原创精神，由活泼动进转入沉闷停滞，不仅与专制制度的强化和统一局面形成相关，而且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有人说，战国时已“具有在专制以外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24]，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由经济力量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往往无法超越。

总之，百家争鸣不可能出现于战国前，也不可能存在于战国后。百家争鸣式的自由是历史夹缝中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