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廉鲜耻怎么读-寡廉鲜耻下一句

1.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下一句是啥？

2.出淤泥而不染前一句

3.介绍一下巴尔扎克的生活经历、创作经历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下一句是啥？

这一首诗是元稹所有情诗里最有代表意义的情诗，是写给他的元配夫人韦丛的。诗名《离思五首》，全诗如下：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既然诗名离思，当然是悼诗，是他的元配夫人韦丛后写的。

元稹跟妻子无疑是有真感情的，虽然这份婚姻来得不那么光明磊落，他娶韦丛时，双眼盯的是韦家的权势，这桩婚姻不是为了爱情，这显然是不道德的。

沧海的深广与巫山之云的美好世间无与伦比，就像自己对爱妻韦丛的爱，因此，元稹说，我再也不会动情了。

出淤泥而不染前一句

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处淤泥而不染。

出自爱莲说

宋 · 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译文

水上、陆地上各种草本木本的花，值得喜爱的非常多。晋代的陶渊明唯独喜爱菊花。从李氏唐朝以来，世人大多喜爱牡丹。我唯独喜爱莲花从积存的淤泥中长出却不被污染，经过清水的洗涤却不显得妖艳。（它的茎）中间贯通外形挺直，不生蔓，也不长枝。香气传播更加清香，笔直洁净地竖立在水中。（人们）可以远远地观赏（莲），而不可轻易地玩弄它啊。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莲花，是花中的君子。唉！对于菊花的喜爱，在陶渊明以后很少听到了。对于莲花的喜爱，和我一样的还有谁？（对于）牡丹的喜爱，人数当然就很多了!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连串铺叙，对莲花挺拔秀丽的芳姿，清逸超群的美德，特别是可敬而不可侮慢的嵚崎磊落的风范，作了有力的渲染。这几句隐喻作者本身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高尚品格。实际上，他说的意思就是：官场黑暗，要在官场上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就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么难。这也是他为官的经验总结，因为他不想同流合污。而“濯清莲而不妖”，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良好愿望罢了。他为官正直，数洗冤狱，为民作主；晚年定居庐山，著书明道，洁身自爱，颐养天年，便是身体力行，澹泊明志的体现。这正是这篇小品能给人思想情趣以深切感染的着力之处。

作者对三种花象征的不同性格进行了比较和品评：“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本来，花是不具备人格的，但在作者眼里，莲花近于菊，却不像菊那样清高冷傲，似乎是逃避现实的隐者；它更不像牡丹那样妍丽妖冶，以富贵媚人。莲花出于污浊现实而不受沾染，受清水洗濯而不显妖冶，实为百花丛中的贤君子。另外，莲花又是佛教中的圣物，如来、观音均以莲花为座。唐释道世《三宝敬佛》云：“故十方诸佛，同出于淤泥之浊；三身正觉，俱坐于莲台之上。”作者《题莲》诗也云：“佛爱我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般清意味，不上美人头。”与这篇小品参照，情趣相得益彰。

最后，作者评花进而对“爱”也作出评价：“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深深地慨叹：当今之世真隐者少，有德者寡，而趋炎附势钻刺富贵之门的小人比比皆是；这莽莽红尘，能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去根治这社会痼疾呢？这里先用花进行比喻，让花的特性喻人，虽平淡，但比喻帖切，然后借花喻人，将陶渊明的避世，世人皆追求荣华富贵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言下虽不免流露出一种孤掌难鸣的哀怨，但意味深长，无情地鞭挞了那些寡廉鲜耻之徒。这里，周敦颐是高傲的，他那种不从众只求纯净的心态，在碌碌尘世中是难能可贵的。他感叹，是因为世风日下，大多数人皆被世事玷染。

作者通过对莲花的爱慕与礼赞，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对高尚情操的崇奉，对庸劣世态的憎恶。

介绍一下巴尔扎克的生活经历、创作经历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也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放下第一块基石，巴尔扎克将《朱安党人》和计划要写的一百四五十部小说总命名为《人间喜剧》，并为之写了《前言》，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基本原则，从理论上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巴尔扎克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说结构方面匠心独运，小说结构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并善于将集中概括与精确描摹相结合，以外形反映内心本质等手法来塑造人物，他还善于以精细人微、生动逼真的环境描写再现时代风貌。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履历：

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在这里，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商品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高利贷者》，1830)，有懂得钱币作用的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高级的金融巨头纽沁根(《纽沁根银行》，1838)等。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国家法律的庇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公开进行掠夺，而在掠夺方式上又各有特点。高布赛克是旧式的剥削者，还没有学会“最新”的发财致富之道，他宁愿把商品贮藏在家里，而不敢把它当作资本来增殖；他是以囤积商品的方式来贮藏货币的守财驻。葛朗台老头的活动范围则比较广泛。他是由旧式剥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过渡的一个精明能干、狡猾诡诈的投机商人。他知道把金钱放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从而积累更多的资金。在他心目中，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他非常吝啬，利用周围所有的人为他掠夺金钱的目的服务。银行家纽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他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自己却捞到百万黄金。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惜，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而是穷奢极欲，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身上表现了享乐、黄金和鲜血混在一起的特点。他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形象，如拉法埃尔·德·瓦仑丹(《驴皮记》，1831)、拉斯蒂涅(《高老头》，1834；《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1846)、吕西安·吕庞泼莱(《幻灭》，1837-1843；《荣辱记》1838-1847)和伏脱冷(《高老头》、《幻灭》、《荣辱记》)等。除了伏脱冷以外，他们当初走进社会时，都想通过“正当的”途径寻找个人出路，后来由于沾染了上层社会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道德堕落。瓦仑丹从外省来到巴黎，幻想得到学者的光荣，刻苦自励，自从认识贵妇人馥多拉以后，他便使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拉斯蒂涅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野心家。他从对巴黎社会的接触和观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诀，苦役逃犯伏脱冷是他的引路人。拉斯蒂涅虽说有时不免怀疑和懊悔，但最后还是走上邪路，成为寡廉鲜耻的流氓政客，金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吕西安·吕宠泼莱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人，他从外省来到巴黎，渴望找到出人头地的捷径。新闻记者罗斯多告诉了他当前文坛的内幕，他便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文艺评论家。但是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干更多的罪恶勾当。曾经作过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脱冷，在这里又为吕庞泼莱策划阴谋，用逼吕庞泼莱的的办法，企图使吕庞泼莱获得百万家财。伏脱冷还犯了其他谋杀罪行，而吕庞泼莱则以同谋犯的嫌疑被捕，在狱中。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个人野心的一切罪恶；他以愤世嫉俗的面貌出现，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实际上却在传播这种道德和法律。拉斯蒂涅和吕庞泼莱便是在他指引下的两个利欲熏心的青年，一个爬进了统治集团，一个于牢狱。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在金钱原则的统治下，家庭成为人们互相欺骗掠夺的场所。做女儿的耗尽父亲的财产，然后把父亲像一只挤干了的柠蒙似的丢掉(《高老头》)。做父亲的为了金钱，逼自己的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欧也妮·葛朗台》)。做母亲的企图霸占自己丈夫的遗嘱，以便剥夺儿女的财产(《高利贷者》)。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禁治产》，1836)，或者干脆翻脸不认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为了私心，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损害亲人的幸福(《贝姨》，1847)，或对穷亲戚任意侮辱，一旦穷亲戚变富，就狠心把他，夺取他的财产(《邦斯舅舅》，1846)。

作为历史残余势力的封建贵族，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刻画这些形象时，巴尔扎克常常表现出对贵族阶级的深切同情。例如在《高老头》中，他用感叹的笔调描写鲍赛昂子爵夫人的爱情悲剧，百般美化她的贵族气节，用希腊女神和罗马斗士来形容她被迫告别巴黎时的神态；又如在《禁治产》中称德·埃斯巴尔侯爵为超凡入圣的贵族，因为他保持了清廉正直的家风；又如在《幽谷百合》(1835)中，对于莫尔梭夫夫人用祈祷来驱除邪念、克制情欲，也是赞扬备至，认为在莫尔梭夫夫人和她对青年贵族菲里克斯的爱情之间那场不为人知的搏斗，几乎和史册上著名的战役同样伟大。但是在不少场合，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讽刺和嘲弄却也极其尖刻辛辣。德·法罗阿骑士(《老处女》，1836)是一个狡猾的贵族，他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他在婚姻竞争中，却被强悍的自由党人杜·布斯吉耶弄得狼狈不堪。德·爱斯格里雍侯爵(《古物陈列室》，1836-1838)是宗法社会“忠诚”、“坚强”和“高贵”等的化身，然而他这些“品德”解决不了实际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甚至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庭中不出败坏家风的子弟。他的儿子维克多里延因伪造支票而受到银行家杜·克罗阿兹的控告，后来只是由于按杜·克罗阿兹的意志行事，放下贵族架子去做银行家的侄女婿，才免于破产，保全了名誉。在巴尔扎克笔下，爱斯格里雍侯爵是一个失去时代意义、只配进“古物陈列室”的玩艺儿，而他的儿子则是在资产阶级金钱关系中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拿破仑的形象在《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乡村医生》(1833)、《一桩神秘案件》(1841)、《三十岁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里。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笔下，《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和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欧洲联邦制，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在战斗中英勇地去。他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人们经常怀念他。又如《农民》(1844)中的尼兹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像钢铁，纯洁得像黄金。”他放弃他在大革命中应得的财产，甘愿过贫苦的生活，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他特别受到农民的爱戴。

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农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183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角色，在《高老头》里已经出现，从人物体系来看，《高老头》可以说是《人间喜剧》的序幕。

这部小说叙述复辟王朝时期一个青年大学生在巴黎资产阶级社会影响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故事，作者抨击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建筑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上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又在超阶级的“父爱”的名义下，转而肯定资产阶级的腐朽寄生的生活原则。

故事发生在颓败、粗俗和寒伧的伏盖公寓。公寓中有三个房客特别惹人注目：怀着寻找个人出路的目的的大学生拉斯蒂涅，行迹可疑的议论家伏脱冷以及年迈力衰、神情沮丧的高老头。高老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当了伯爵夫人，二女儿嫁给银行家纽沁根。由于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的介绍，拉斯蒂涅认识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并且特别属意于二女儿纽沁根夫人，企图利用她来作为个人飞黄腾达的跳板。但是拉斯蒂涅没有钱，无法博得巴黎贵族妇女的青睐。伏脱冷猜透了他的心事，便向他宣扬要成功就不能怕弄脏手的谬论，并为他策划谋财害命的阴谋。伏脱冷原来是一个著名的苦役逃犯，他终于案破被捕；不久，鲍赛昂夫人又因为情场失意而遁世。但这两个引路人的遭遇，对拉斯蒂涅来说，都是新的人生一课，他决心接受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法则。同时，高老头的命运也对拉斯蒂涅发生了重要的作用。高老头一生疼爱他的两个女儿。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他牺牲了全部家私，结果却被她们遗弃，在贫困和疾病中去。高老头这种悲惨的结局，使拉斯蒂涅再一次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生活教育，促使他最终地决定他的道路：决心用一切卑鄙手段向上爬，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当一名“英雄好汉”。

拉斯蒂涅伶俐狡猾，头脑冷静；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他并不是毫无顾虑的，有时甚至也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羞愧，可是他每次内心斗争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上风。为了添制一套漂亮衣服，他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回信来了，他感动得流泪，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他很想不拿这笔钱，但是转眼之间，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中，他又得意非凡，觉得整个世界已经是他的了。伏脱冷向他建议谋害维多利**的哥哥，使她成为唯一继承人，如果他和她结婚，他就可以弄到一百万陪嫁。他虽说拒绝了这个罪恶的计划，但并没有停止对维多利**谈情说爱的勾当：只要罪恶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之手，也未始不可以享受罪恶的果实。他在觉察到高老头的悲剧以后，便成为伏盖公寓中唯一同情高老头的人，他护理高老头的疾病，央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来给父亲送终，他典当自己的表来给高老头办理后事，他差不多是唯一参加高老头的葬仪的人。但是，向上爬的野心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在安葬高老头以后，就上纽沁根夫人家里吃晚饭去了。拉斯蒂涅从外省到巴黎，不是非走邪路不可，但他在巴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步腐化堕落。后来当他在《纽沁根银行》中重新出现时，他是个搞银行假倒闭的帮手；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他已经获得爵位，当上部长了。

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世界一名凶残的掠夺者，因为遭到追捕，他对社会进行猛烈的反抗。从巴尔扎克后来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当时在巴黎给一批管理一笔暂时不能公开的财产。在伏盖公寓的房客中，他看准了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千方百计地对他加以诱惑，私下和他畅谈为人处世的秘诀。他骂尽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卑鄙龌龊，但他自己所追求的却是要捞一笔资本到美洲去贩卖黑奴。他把自己置于道德之外、法律之上，用不道德来反对不道德，用无法纪来反对无法纪。他和其他掠夺者作斗争，采用了毒蛇猛兽互相咬啮对方咽喉的方法，谁是强者，谁就获得胜利。伏脱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是由于掠夺失败的个人仇恨而产生的，只要个人野心得到满足，他就可以不再抨击。后来，在《荣辱记》中，伏脱冷已摇身一变而为巴黎秘密警察厅长。

高老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靠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条商人，他原想爬得更高，但是在金融势力统治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他的幻想不能实现，因而他在妻子后，就把全部希望和感情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两个女儿十五岁时便有自备马车，生活非常奢华，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所养的，只要一开口，最荒唐的欲望也会得到满足。后来高老头为了给这两个嫁给名门贵族的女儿挣面子，结束了他的面条生意。当他知道两个女婿不愿意公开接待他，他竟像乞丐一样，从旁门偷偷地去探望女儿，或者守候在马路旁，窥伺女儿乘坐华丽的马车走过去。他是伏盖公寓里大家取笑的对象，能够从拉斯蒂涅那里打听到两个女儿寻欢作乐的情况，是他的无上的快乐，而拉斯蒂涅也就因此成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至于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只有在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跑来找他，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她们的需要，为的是有机会看她们一眼。他病重垂危时渴望看看自己的女儿，可是她们都不肯为了给父亲送终而牺牲一次参加舞会的机会。高老头临终时，在他的嚎叫和诅咒中，夹杂着对两个女儿的凄惨的呼号。他甚至曾经发狠要再去做面食生意，赚它几百万回来，因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买到女儿。当他看出自己已经完全被女儿抛弃时，他不由得叫喊起来，他要去抗议：如果做父亲的给踩在脚底下，国家不就要亡了吗?高老头的殡葬，仅仅由于拉斯蒂涅及其朋友青年医科学生皮安训四处奔走，才得以草草了事。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没有参加送葬，却派了他们有爵徽的空车，跟着灵车一直送到公墓。

《高老头》还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纽沁根男爵和皮安训等。伏盖太太是一个城市小市民的代表人物，她可以从舞女那样的笑容满面，一变而为债主的冷酷无情。她想尽办法在房客的膳食上节省开支，把房客喝剩的酒用瓶子收集起来，年年望着自己园子里的苹果树发愁，惟恐苹果收成不好。高老头的悲惨的亡，只有当她害怕由此而给她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时，才引起她的不 安。纽沁根田爵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人间喜剧》中多次登场，是《人间喜剧》的主要主人公之一。他在《高老头》中虽说只是初露头面，但我们已能看出这个资产阶级强盗的实质。皮安训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他刻苦勤学，和拉斯蒂涅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同样在巴尔扎克的另一些小说中出现，却没有成为任何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典型性远不如《人间喜剧》中的反面形象那么突出。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阔的反映。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以金钱统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描绘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的历史，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阐明隐蔽在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义，暴露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为我们认识当时法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伯爵、皮安训等)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这些小说明确地反映出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及其相互联系，从而加深了《人间喜剧》这幅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尽管巴尔扎克唯心地认为“欲念”是人的基本要素，强调“欲念就是整个世界；没有欲念，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但他总是把体现某一“欲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过程，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极为鲜明突出。葛朗台老头不同于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尔巴贡，也不同于《人间喜剧》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璜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