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椎轮-大辂椎轮之先导

1.清史槁卷四百六十四文言文翻译

2.清史稿为什么不是正史？清朝有正史吗？

3.清史稿的历史沿革

4.关于清史稿

5.清朝正史为什么叫“清史稿”而不叫“清史”

清史槁卷四百六十四文言文翻译

1. 清史稿,张英传翻译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

《清史稿》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

2. 文言文翻译

江革小时候就很聪明，早早就表现出写文章的才能和情思，六岁时就会写文章。江柔之非常赏识他，说：“这个孩子一定会振兴我的家族。”

江革九岁时父亲去世，他和弟弟江观一起生活在孤苦无依的贫困中，也没有老师朋友作伴，兄弟两人就互相激励，读书的精力始终没有表现出疲倦。十六岁母亲去世，他因为孝顺闻名。服丧完毕，江革就和弟弟江观一起到太学，被增补为国子生，在考核中评为优秀等次。

南齐的中书郎王融、吏部（官员）谢朓对他很推崇。谢朓曾经担任皇家夜间警卫，回家时（顺路）拜访江革。当时下着大雪，（谢朓）看见江革盖着破棉被，铺着单薄的席子，但是沉醉于学习中不知疲倦（寒冷），叹息了很长时间，就脱下自己穿的棉衣，并亲手割下半片毡给江革作为卧具才离开。

3. 清史稿黎士弘传怎么翻译啊

清史稿 黎士弘断婚案

原文：甲诉乙悔婚。乡俗婚书各装为卷，书男女生辰。两造固邻旧，女生辰所素悉，伪为卷为证。（黎）士弘先问媒证：“乙得甲聘礼若干？行聘时有何客？”媒证出不意，妄举以对。复问甲，所对各异。擘①视卷轴，竹犹青，笑诘之曰：“若订婚三载，卷轴竹色犹新，此非临讼伪造者乎？”甲乃服罪。

注释

①擘（bò）：剖；分开。

译文：甲状告乙悔婚。乡里风俗，婚书分别装成一卷，上面写有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甲乙两方本来为邻里旧识。乙方女儿的生辰，甲方本已知道。因而伪造婚书，以此为证。黎士弘先问媒人：“乙得甲的聘礼有多少？行聘时有什么客人在场？”媒人因为出于意料之外，就胡乱说些物品人名来对答。又以同样的问题问甲，所得的回答不一样，将婚书卷轴剖开来看，竹子还是青的，便笑着质问甲说：“如果订婚有了三年，婚书卷轴还是青的，这难道不是告状前临时伪造的吗？”甲方于是认罪

4. 翻译《清史稿》方苞传

译文：

皇上学问非常的高深，尊崇儒家和儒道。他（闲暇时）学习研究知识，沟通了天和人的联系，尤其是古今所未见的。因此能道行久远，开化成见，移风易俗，使天下人民和平安乐，达到太平盛世。这种康熙雍正的盛世景象，使后世非常仰慕留恋，直到今天还没停止。传里说：“作为君主，最高品德是仁。”又说：“道德好到不能再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好啊，这是怎样的好道德啊。

雍熙指康熙雍正两朝

赵尔巽、柯劭忞等

清史稿》出版说明

中华书局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侭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铠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异同，主要表现在：

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压缩了赵尔丰传。

我们所做的工作，以标点、分段为重点。所用的工作本是关外二次本，凡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异文，以资参考。由于八缐对数表只是普通数学工具书，所以不再附录。

关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已加以改正。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还有由于行、段的错排，以致事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总目原分五卷，现予合并，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础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

5. 文言文翻译,李臣典,清史搞翻译

李臣典（1838—1864）字祥云，湖南邵阳人，清代武职官吏。

十八岁投湘军，咸丰间李臣典像[1]随曾国荃转战江西，隶吉字营，常为军锋，破安庆后升至参将，同治间，与困天京，升提督，掘地道、炸城墙，突入城内，旋卒于军。2相关史料李臣典，字祥云，湖南邵阳人。

年十八从军，初隶王珍部下，后从曾国荃援江西，隶吉字营。咸丰八年，战吉安南门外，国荃受重创，臣典大呼挺矛进，追杀至永丰、新淦。

国荃奇其勇，超擢宝庆营守备。克景德镇，复浮梁，皆为军锋。

十年，从战小池驿，晋都司，赐花翎。进规安庆，战菱湖，逼贼屯，扼其北，国荃伤股坠马，臣典驰救以归。

偕张胜禄、张诗日战枞阳，破援贼，水师得以进屯。十一年，攻安庆西门贼垒，陈玉成纠杨辅清数万人围官军数重，战至日中未决，驰告诸将曰：“事急矣，成败在此举！”臣典横槊前驱，与诸营合力决荡，贼大奔，斩首数千级，遂拔安庆，擢参将，赐号刚勇巴图鲁。

同治元年，从国荃乘胜下沿江各城隘，进军江宁，臣典会取丹阳镇，夺秣陵关，以总兵记名。军中疫作，李秀成大举来援，逼垒鏖战，国荃督阵，炮伤颊，臣典与副将倪桂节力卫之，桂节阵亡。

贼方攻西路急，臣典曰：“此虚声也，请备东路。”既而贼果萃东路，参将刘玉春之。

炮弹穿壁墙如雨注，臣典守，卒不能入。围解，加提督衔。

二年，偕赵三元夜袭雨花台石城，束草填壕，缘梯将上，贼惊觉，燃炮轰击，军少却。臣典搴旗大呼跃而上，诸军继之，掷火弹毁敌楼，城立拔，以提督记名。

寻授河南归德镇总兵。偕萧孚泗、张诗日等攻夺紫金山，又败诸校场，连克近城诸垒。

三年，克天保城，江宁之围始合。五月，克地保城。

六月，诸军番休进攻，贼拒，杀伤相当。臣典侦知贼粮未尽，诸军苦战力渐疲，谓国荃曰：“师老矣！不急克，日久且生变。

请於龙膊子重掘地道，原独任之。”遂率副将吴宗国等日夜穴城，十五日地道成，臣典与九将同列誓状。

翼日，地雷发，臣典等蚁附入城，诸军毕入。下令见长发者、新剃发者皆杀，於是杀贼十馀万人。

臣典遽病，恃壮不休息，未几，卒於军，年二十七。捷上，列臣典功第一，锡封一等子爵，赐黄马褂、双眼花翎。

命未至而臣典已殁，诏加赠太子少保，谥忠壮，吉安、安庆、江宁各建专祠。

6. 文言文《明史列传第四十九》翻译

陈选，字士贤，临海人。父亲陈员韬，宣德五年考中进士。担任御史，出京巡按四川时，黜退贪官，奖励廉洁之士，昭雪囚四十余人。正统末年，大军征讨邓茂七，前往安抚当地百姓，释放被诬陷为盗贼的一千余家。都指挥蒋贵向部下索贿，都督范雄因病不能治军，都弹劾他们罢免了他们的官职。他历广东右参政，福建右布政使。广东正值黄萧养叛乱之后，而福建也是寇盗刚被平息，员韬所到之处，注重安抚教化，深得士民之心。

陈选从小端正诚实，寡于言笑，以圣贤为榜样来要求自己。天顺四年会试考取第一，成为进士。授命为御史，巡按江西，将贪婪凶残的官吏全部黜退。当时人们说："前有韩雍，后有陈选。"广东贼寇流窜到赣州，他上奏报告，不待回报，派遣士兵讨平了他们。

宪宗即位后，曾经弹劾尚书马昂、侍郎吴复、鸿胪卿齐政救、修撰罗伦、学士倪谦、钱溥。他的意见虽然没有完全被采用，但人们一时敬畏他的风采。后来，他到南畿督学。在学宫中颁设冠仪、婚仪、祭仪、射仪，让学生们按时学习。创作《小学集注》来教授学生。出巡所辖地区时，常常留宿在学宫中，晚上巡视两侧的厢房，考察学生诵读情况。（他）废除了试卷糊名的陋习，说："自己都不自信自己，怎么取信于别人？"

成化六年，他升为河南副使。不久改任提督学政，仍如在南畿那样立教。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官员都拜谒，陈选唯独做个长揖。汪直问："你是什么官？"陈选回答说："提学副使。"汪直问："比都御史大吗？"陈选曰："提学怎能与都御史比，只是忝为人师，不敢自辱而已。"陈选词气严正，而学生也都群集官署外面。汪直为陈的正气慑服，好言送他出来。

不久，他晋升为按察使。他审理释放了数百名罪行较轻的人，重罪的也多有平反，监狱为之一空。他为政崇尚简易，唯独对于贪官污吏绝不宽容。不过受贿一百金以上的，他只罚六七环。有人问他，他说："奸人惜财也惜命，如果尽将所收受的贿赂去买通要人，则法律就会受到阻扰。"历任广东左、右布政使。肇庆大水，不待回报，就分发粮食赈济百姓。

二十一年，诏令减免各地的贡献，而市舶中官韦眷上奏请用均徭户六十人添办地方特产。陈选拿着诏书力争，皇帝命令给他一半，韦眷由此怨恨陈选。番人马力麻谎称自己是苏门答剌使臣，欲入京朝贡，私下里做贸易。韦眷看中他丰厚的贿赂，将要批准他，陈选立刻将他逐出。撒马儿罕使者从甘肃进贡狮子，将取道广东从海上回去，说要前往满喇加一边做生意一边回去。陈选上疏说不能答应他，恐怕被外番嘲笑，从而轻视中国。皇帝采纳他的建议，而韦眷更恨陈选了。

先前，番禺知县高瑶没收韦眷沟通外番的资财巨万，陈选下达公文嘉奖他，并且汇报朝廷。至此韦眷诬奏陈选、高瑶勾结起来贪污。诏令派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同巡按御史徐同爱审问此事。被陈选罢黜的官吏中有个叫张的，韦眷以为他一定怨恨陈选，引来让他诬陷陈选。张坚决不从，抓住张进行拷打，他也绝不松口。李行、徐同爱害怕韦眷，最终按照韦眷所奏的定了陈选的罪，与高瑶一起被征送京师。士民数万人号泣挡道要留下他们，使者开道才得以出来。到了南昌，陈选疾病发作。李行阻止给他医药，陈选最终去卒。终年五十八岁。

7. 节选自《清史稿》中“赵慎畛,字笛楼

1、赵慎畛，字笛楼，湖南武陵人。

在做诸生（诸生意为明清两代已入学的生员）的时候，学政（一种官职）钱沣其中他，说：“赵慎畛是英才啊！”。嘉庆元年，（赵慎畛）考上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教授编修之道。

后来升迁做了御史，给事中。 2、他巡查通州漕运，革除不好的规章制度，廉得杨村的通判勒索盘剥过往船只，赵慎畛上奏革了他的官职。

3、嘉庆十七年，任广东惠潮嘉道。他严厉惩治械斗之事，抓捕了很多南澳，澄海和潮阳的海盗，（为防范）有罪的人（逋逃薮）藏匿在沿海的民居中，他将这里的人都编入保甲。

又过了一年，升为广西按察使。天地会的匪徒结党阴谋，并且威胁有钱的人参入其中，赵慎畛仅仅严厉惩治了匪首，对被胁迫的人并不追究。

4、嘉庆二十三年，升为广西巡抚。他熟知广西西部地区地势很险峻（其实这里的建瓴是‘建瓴水’的省写，倾倒水的意思，就是说地势险峻存不住水），半月不下雨便会干旱，就劝化百姓修水塘（蓄水）。

造龙骨车（一种水车），并且造出样品让百姓仿制，赵慎畛召集众人亲自前往抓捕二人。事后整顿保甲之事，建造望楼（就是那种高高的楼，站在上面站岗那种），让亲壮年站在楼上站岗。

之前巡抚有权动用盈余。赵慎畛说：“我们家衣食无忧，我身为朝廷的大臣，拿了盈余有什么用 ？应该为朝廷施惠于老百姓啊。”

于是在桂林设了预备仓（这个预备仓是明代的一种粮食仓储制度）增开了书院，柳州，庆远，恩施三地的 *** 都创设了相似的书院。修缮城墙疏通护城河（濬同浚），并且修置了很多安置难民的地方，供给生活必需品。

5、道光二年，入宫觐见，宣宗嘉奖他的诚实，擢升为闽浙总督.严格说明（强调）军队纪律，要求各阵营积极训练.责令水师缉拿海盗，海盗大多被擒拿。上游的四府有很多山，外地寄寓的居民租山建立居住的地方，聚集了很多游荡的土匪，派遣士兵搜山，捕捉诛杀他们的首领。

闽安所管辖的有琅琦岛， 很多居民都违法谋取利益，闽安擒拿并治理他们。转移水师驻地，建立炮台于是成为省城的门户。

6、台湾向来多混乱，干扰大军，赵慎畛十分忧虑这件事，尽数挑选有贤能的人来治理.凤山的坏人杨良斌煽动众人闹事，下文书派遣巡道孔昭虔、知府孔传穟前去剿匪治理，不到一个月就平定了。不劳烦士兵过海。

老百姓进入山林砍伐树木.每年为造船提供原料，带头的工匠 滥征赋税引起变故，捕捉并诛杀带头闹事的人，重新制定采伐树木的制度，于是相互安定。戍守边疆的士兵万四千，更换时都去厦门，由提督检阅审验，远的有数千里，改成由各自所在的提镇分别检验。

士兵困乏没有士气。 7、过了五年，调任作为云贵总督。

铜矿，盐务长期积累了很多弊端，疏陈改变了整顿的办法，让守边的人一起种田，才考察调访使得形式方便，没有等到商议实行却生病了。生病期间弹劾不尽职的人数十个。

不久就了。代替他的人紧急把他送回原乡。

滇人非常痛惜他。皇帝下诏体恤，追加为太子少保，谥号文恪。

8、赵慎畛把儒家先人牢牢记在心里，只要有助于身心能够使用的，都亲自做，喜欢好的，痛恨不好的，关心同事，训诫恳切，就像老师对学生一样，所经历的文武官员，常常能识别他们是否有才学，别人也乐意被他重用。 延展阅读：《清史稿》是 中华民国初年由 北洋 *** 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 正史——“清史”的未定稿。

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 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 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

清史稿为什么不是正史？清朝有正史吗？

历史上很多朝代很多时期都有正史史书，尽管不能说每件事情都是真实的，但是作为一种研究古代历史的权威手段，参考性还是非常强的。不过，史书其实一般来说都不是当时的人写的，而是后世的人写的，或者说在一个王朝灭亡之后，由下一个王朝所写，这样一来，很容易会被泼脏水，后世的人想让我们看到什么，就会写什么，而不会太在意真假。然而历史上那么多朝代，只有清朝的《清史稿》让人疑惑，这名字一听就不是正史该有的名字，为什么是一个“稿”，而不是清朝正史呢?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记载了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编修工作历时十四年，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救之章”，并非视为成书“。但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清朝讳等内容。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清史稿》一书为纪传体断代史，上至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部分内容涉及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历史，像张勋复辟、溥仪离宫。

该书的历史跨度达到300年，大部分的文本内容依据《清实录》《清会典》《国史列传》等档案资料写成，比较详细、系统地展示清朝历史面貌，是研究清朝历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清史稿》既然是重要史书，为什么就不叫《清史》呢?这跟成书背景有关，《清史稿》1927年仓促编成，当时国内形势是兵荒马乱，全书很多细节都没有敲定，就没有直接称之为《清史》，而以“稿”代称，表示不是“定本”。

《清史稿》的出笼，源自我国对历史重视的传统，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统治者向来有为上一代修纂历史的传统。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就批准设立清史馆，请来赵尔巽、于式枚、刘廷琛等人，在北京东华门内整理清史。

袁世凯对修纂清史很用心，根据统计，参与《清史稿》工程的人员前后达到300多人，时间花费长达14年，最后成书536卷，约2400万字。主编赵尔巽，工作相当给力，他坦承“盖既非史学之专，复值时局之多故，任大责重。”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16年袁世凯因为称帝失败羞愧而，失去他的财力支持，清史馆的开支立即紧张起来。甚至，赵尔巽要亲自跑去“讨钱”，求各位大帅拨点款。

不得不说，《清史馆》能够最终成书，还要感谢下面3位军阀，没有他们的大笔资金支持，很可能该书要胎腹中。这3个人分别是“东北王”张作霖、“狗肉将军”张宗昌、“秀才将军”吴佩孚。

修纂期间，《清史馆》有着诙谐的插曲，尽管参与的人员大多是清王朝的遗老们，他们的立场也是清王朝的视角，经常为清王朝大唱赞歌，并对革命党人语含讽刺。

但是，这些遗老是两边不讨好，一方面国民政府曾于1929年禁止《清史稿》公开印行，另一方面清朝末帝溥仪为首的前清贵戚没少骂他们，毕竟大清皇帝还没，修什么史?

总体上来看，刚刚成书的《清史稿》，由于出自众人之手，彼此间照应不够，又未经仔细校对，所以还存在年月、事实、人名等出错的硬伤。

但是，《清史稿》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还是受到后世学者的肯定。现在《清史稿》已经被正式列入“二十五史”，它已经是一部解读清朝历史的权威之作。

清史稿的历史沿革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侭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铠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压缩了赵尔丰传。

民国三年（1914年），经民国呈文，大总统袁世凯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总领清史修撰工作，参与者先

后有一百余人，没有固定编制，人员由馆长聘用。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

清史馆内设有“功课簿”，记载馆员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土司传》。吴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纪》、《大臣年表》。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列传及《列女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罗惇曧撰《交通志》，戴锡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叶尔恺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补辑《舆服志》、《选举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蓝钰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朱师辙有言：“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

撰稿期间，往往须请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

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又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因增入的《序》过长，以致脱夺自《易》类《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周易述义》、《易图解》、《周易补注》、《易翼》、《读易大旨》、《周易裨疏》、《考异》、《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易学象数论》、《周易象辞》、《寻门馀论》、《图书辨惑》、《读易笔记》、《周易说略》、《易酌》、《易闻》、《田间易学》、《大易则通》、《闰》、《易史》、《周易疏略》、《易学阐》、《读易绪言》、《易经衷论》、《读易日钞》、《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大指》、《周易观彖》、《周易浅述》、《周易定本》、《易经识解》、《易经筮贞》、《周易明善录》、《易原就正》、《周易通》、《周易辨正》、《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周易筮述》、《周易应氏集解》、《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乔氏易俟》、《大易通解》、《周易本义蕴》、《周易传注》、《周易筮考》、《学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说》、《周易刳记》、《易经详说》、《易经辨疑》、《周易传义合订》、《易宫》、《读易管窥》、《读易观象惺惺录》、《读易观象图说》、《太极图说》、《周易原始》、《天水答问》、《羲皇易象》、《羲皇易象新补》、《孔门易绪》、《易图明辨》、《身易实义》、《先天易贯》、《易互》、《周易玩辞集解》、《易说》、《易说》、《周易函书约存》、《约注》、《别集》、《易笺》、《周易观象补义略》、《索易肊说》、《周易孔义集说》、《陆堂易学》、《易经揆》、《易学启蒙补》、《易经诠义》、《易经如话》、《周易本义爻征》、《周易图说正编》、《易翼述信》、《周易原始》、《周易浅释》、《易学大象要参》等八十八种之多。关内本有《赵尔丰传》的传文长达二千四百字，而关外二次本压缩至九百二十字，不啻减去了一半以上。关内本《赵尔丰传》作者以赵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亲弟，作此长传，不免有迎合讨好馆长之嫌，故以删削为是。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分段，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两大册。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

关于清史稿

《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但是清朝是一个二百多年的朝代，必须要有一个史书做史料研究，记载一朝一代的历史，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所以这部未定稿的《清史稿》就暂且作为清朝的正史了。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纂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清史稿》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汗，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三国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南朝宋、南齐、南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

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正史”这个名称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当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地位。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很多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二十六史”。《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

《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

《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

《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

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

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

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误。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误。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按：里太国亦译李泰国，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清朝正史为什么叫“清史稿”而不叫“清史”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尽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