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史槁卷四百六十四文言文翻译

2.清史稿为什么不是正史?清朝有正史吗?

3.清史稿的历史沿革

4.关于清史稿

5.清朝正史为什么叫“清史稿”而不叫“清史”

清史槁卷四百六十四文言文翻译

大路椎轮-大辂椎轮之先导

1. 清史稿,张英传翻译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

《清史稿》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

2. 文言文翻译

江革小时候就很聪明,早早就表现出写文章的才能和情思,六岁时就会写文章。江柔之非常赏识他,说:“这个孩子一定会振兴我的家族。”

江革九岁时父亲去世,他和弟弟江观一起生活在孤苦无依的贫困中,也没有老师朋友作伴,兄弟两人就互相激励,读书的精力始终没有表现出疲倦。十六岁母亲去世,他因为孝顺闻名。服丧完毕,江革就和弟弟江观一起到太学,被增补为国子生,在考核中评为优秀等次。

南齐的中书郎王融、吏部(官员)谢朓对他很推崇。谢朓曾经担任皇家夜间警卫,回家时(顺路)拜访江革。当时下着大雪,(谢朓)看见江革盖着破棉被,铺着单薄的席子,但是沉醉于学习中不知疲倦(寒冷),叹息了很长时间,就脱下自己穿的棉衣,并亲手割下半片毡给江革作为卧具才离开。

3. 清史稿黎士弘传怎么翻译啊

清史稿 黎士弘断婚案

原文:甲诉乙悔婚。乡俗婚书各装为卷,书男女生辰。两造固邻旧,女生辰所素悉,伪为卷为证。(黎)士弘先问媒证:“乙得甲聘礼若干?行聘时有何客?”媒证出不意,妄举以对。复问甲,所对各异。擘①视卷轴,竹犹青,笑诘之曰:“若订婚三载,卷轴竹色犹新,此非临讼伪造者乎?”甲乃服罪。

注释

①擘(bò):剖;分开。

译文:甲状告乙悔婚。乡里风俗,婚书分别装成一卷,上面写有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甲乙两方本来为邻里旧识。乙方女儿的生辰,甲方本已知道。因而伪造婚书,以此为证。黎士弘先问媒人:“乙得甲的聘礼有多少?行聘时有什么客人在场?”媒人因为出于意料之外,就胡乱说些物品人名来对答。又以同样的问题问甲,所得的回答不一样,将婚书卷轴剖开来看,竹子还是青的,便笑着质问甲说:“如果订婚有了三年,婚书卷轴还是青的,这难道不是告状前临时伪造的吗?”甲方于是认罪

4. 翻译《清史稿》方苞传

译文:

皇上学问非常的高深,尊崇儒家和儒道。他(闲暇时)学习研究知识,沟通了天和人的联系,尤其是古今所未见的。因此能道行久远,开化成见,移风易俗,使天下人民和平安乐,达到太平盛世。这种康熙雍正的盛世景象,使后世非常仰慕留恋,直到今天还没停止。传里说:“作为君主,最高品德是仁。”又说:“道德好到不能再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好啊,这是怎样的好道德啊。

雍熙指康熙雍正两朝

赵尔巽、柯劭忞等

清史稿》出版说明

中华书局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侭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铠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异同,主要表现在:

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压缩了赵尔丰传。

我们所做的工作,以标点、分段为重点。所用的工作本是关外二次本,凡三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有附注,录出异文,以资参考。由于八缐对数表只是普通数学工具书,所以不再附录。

关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已加以改正。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还有由于行、段的错排,以致事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总目原分五卷,现予合并,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础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

5. 文言文翻译,李臣典,清史搞翻译

李臣典(1838—1864)字祥云,湖南邵阳人,清代武职官吏。

十八岁投湘军,咸丰间李臣典像[1]随曾国荃转战江西,隶吉字营,常为军锋,破安庆后升至参将,同治间,与困天京,升提督,掘地道、炸城墙,突入城内,旋卒于军。2相关史料李臣典,字祥云,湖南邵阳人。

年十八从军,初隶王珍部下,后从曾国荃援江西,隶吉字营。咸丰八年,战吉安南门外,国荃受重创,臣典大呼挺矛进,追杀至永丰、新淦。

国荃奇其勇,超擢宝庆营守备。克景德镇,复浮梁,皆为军锋。

十年,从战小池驿,晋都司,赐花翎。进规安庆,战菱湖,逼贼屯,扼其北,国荃伤股坠马,臣典驰救以归。

偕张胜禄、张诗日战枞阳,破援贼,水师得以进屯。十一年,攻安庆西门贼垒,陈玉成纠杨辅清数万人围官军数重,战至日中未决,驰告诸将曰:“事急矣,成败在此举!”臣典横槊前驱,与诸营合力决荡,贼大奔,斩首数千级,遂拔安庆,擢参将,赐号刚勇巴图鲁。

同治元年,从国荃乘胜下沿江各城隘,进军江宁,臣典会取丹阳镇,夺秣陵关,以总兵记名。军中疫作,李秀成大举来援,逼垒鏖战,国荃督阵,炮伤颊,臣典与副将倪桂节力卫之,桂节阵亡。

贼方攻西路急,臣典曰:“此虚声也,请备东路。”既而贼果萃东路,参将刘玉春之。

炮弹穿壁墙如雨注,臣典守,卒不能入。围解,加提督衔。

二年,偕赵三元夜袭雨花台石城,束草填壕,缘梯将上,贼惊觉,燃炮轰击,军少却。臣典搴旗大呼跃而上,诸军继之,掷火弹毁敌楼,城立拔,以提督记名。

寻授河南归德镇总兵。偕萧孚泗、张诗日等攻夺紫金山,又败诸校场,连克近城诸垒。

三年,克天保城,江宁之围始合。五月,克地保城。

六月,诸军番休进攻,贼拒,杀伤相当。臣典侦知贼粮未尽,诸军苦战力渐疲,谓国荃曰:“师老矣!不急克,日久且生变。

请於龙膊子重掘地道,原独任之。”遂率副将吴宗国等日夜穴城,十五日地道成,臣典与九将同列誓状。

翼日,地雷发,臣典等蚁附入城,诸军毕入。下令见长发者、新剃发者皆杀,於是杀贼十馀万人。

臣典遽病,恃壮不休息,未几,卒於军,年二十七。捷上,列臣典功第一,锡封一等子爵,赐黄马褂、双眼花翎。

命未至而臣典已殁,诏加赠太子少保,谥忠壮,吉安、安庆、江宁各建专祠。

6. 文言文《明史列传第四十九》翻译

陈选,字士贤,临海人。父亲陈员韬,宣德五年考中进士。担任御史,出京巡按四川时,黜退贪官,奖励廉洁之士,昭雪囚四十余人。正统末年,大军征讨邓茂七,前往安抚当地百姓,释放被诬陷为盗贼的一千余家。都指挥蒋贵向部下索贿,都督范雄因病不能治军,都弹劾他们罢免了他们的官职。他历广东右参政,福建右布政使。广东正值黄萧养叛乱之后,而福建也是寇盗刚被平息,员韬所到之处,注重安抚教化,深得士民之心。

陈选从小端正诚实,寡于言笑,以圣贤为榜样来要求自己。天顺四年会试考取第一,成为进士。授命为御史,巡按江西,将贪婪凶残的官吏全部黜退。当时人们说:"前有韩雍,后有陈选。"广东贼寇流窜到赣州,他上奏报告,不待回报,派遣士兵讨平了他们。

宪宗即位后,曾经弹劾尚书马昂、侍郎吴复、鸿胪卿齐政救、修撰罗伦、学士倪谦、钱溥。他的意见虽然没有完全被采用,但人们一时敬畏他的风采。后来,他到南畿督学。在学宫中颁设冠仪、婚仪、祭仪、射仪,让学生们按时学习。创作《小学集注》来教授学生。出巡所辖地区时,常常留宿在学宫中,晚上巡视两侧的厢房,考察学生诵读情况。(他)废除了试卷糊名的陋习,说:"自己都不自信自己,怎么取信于别人?"

成化六年,他升为河南副使。不久改任提督学政,仍如在南畿那样立教。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官员都拜谒,陈选唯独做个长揖。汪直问:"你是什么官?"陈选回答说:"提学副使。"汪直问:"比都御史大吗?"陈选曰:"提学怎能与都御史比,只是忝为人师,不敢自辱而已。"陈选词气严正,而学生也都群集官署外面。汪直为陈的正气慑服,好言送他出来。

不久,他晋升为按察使。他审理释放了数百名罪行较轻的人,重罪的也多有平反,监狱为之一空。他为政崇尚简易,唯独对于贪官污吏绝不宽容。不过受贿一百金以上的,他只罚六七环。有人问他,他说:"奸人惜财也惜命,如果尽将所收受的贿赂去买通要人,则法律就会受到阻扰。"历任广东左、右布政使。肇庆大水,不待回报,就分发粮食赈济百姓。

二十一年,诏令减免各地的贡献,而市舶中官韦眷上奏请用均徭户六十人添办地方特产。陈选拿着诏书力争,皇帝命令给他一半,韦眷由此怨恨陈选。番人马力麻谎称自己是苏门答剌使臣,欲入京朝贡,私下里做贸易。韦眷看中他丰厚的贿赂,将要批准他,陈选立刻将他逐出。撒马儿罕使者从甘肃进贡狮子,将取道广东从海上回去,说要前往满喇加一边做生意一边回去。陈选上疏说不能答应他,恐怕被外番嘲笑,从而轻视中国。皇帝采纳他的建议,而韦眷更恨陈选了。

先前,番禺知县高瑶没收韦眷沟通外番的资财巨万,陈选下达公文嘉奖他,并且汇报朝廷。至此韦眷诬奏陈选、高瑶勾结起来贪污。诏令派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同巡按御史徐同爱审问此事。被陈选罢黜的官吏中有个叫张的,韦眷以为他一定怨恨陈选,引来让他诬陷陈选。张坚决不从,抓住张进行拷打,他也绝不松口。李行、徐同爱害怕韦眷,最终按照韦眷所奏的定了陈选的罪,与高瑶一起被征送京师。士民数万人号泣挡道要留下他们,使者开道才得以出来。到了南昌,陈选疾病发作。李行阻止给他医药,陈选最终去卒。终年五十八岁。

7. 节选自《清史稿》中“赵慎畛,字笛楼

1、赵慎畛,字笛楼,湖南武陵人。

在做诸生(诸生意为明清两代已入学的生员)的时候,学政(一种官职)钱沣其中他,说:“赵慎畛是英才啊!”。嘉庆元年,(赵慎畛)考上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教授编修之道。

后来升迁做了御史,给事中。 2、他巡查通州漕运,革除不好的规章制度,廉得杨村的通判勒索盘剥过往船只,赵慎畛上奏革了他的官职。

3、嘉庆十七年,任广东惠潮嘉道。他严厉惩治械斗之事,抓捕了很多南澳,澄海和潮阳的海盗,(为防范)有罪的人(逋逃薮)藏匿在沿海的民居中,他将这里的人都编入保甲。

又过了一年,升为广西按察使。天地会的匪徒结党阴谋,并且威胁有钱的人参入其中,赵慎畛仅仅严厉惩治了匪首,对被胁迫的人并不追究。

4、嘉庆二十三年,升为广西巡抚。他熟知广西西部地区地势很险峻(其实这里的建瓴是‘建瓴水’的省写,倾倒水的意思,就是说地势险峻存不住水),半月不下雨便会干旱,就劝化百姓修水塘(蓄水)。

造龙骨车(一种水车),并且造出样品让百姓仿制,赵慎畛召集众人亲自前往抓捕二人。事后整顿保甲之事,建造望楼(就是那种高高的楼,站在上面站岗那种),让亲壮年站在楼上站岗。

之前巡抚有权动用盈余。赵慎畛说:“我们家衣食无忧,我身为朝廷的大臣,拿了盈余有什么用 ?应该为朝廷施惠于老百姓啊。”

于是在桂林设了预备仓(这个预备仓是明代的一种粮食仓储制度)增开了书院,柳州,庆远,恩施三地的 *** 都创设了相似的书院。修缮城墙疏通护城河(濬同浚),并且修置了很多安置难民的地方,供给生活必需品。

5、道光二年,入宫觐见,宣宗嘉奖他的诚实,擢升为闽浙总督.严格说明(强调)军队纪律,要求各阵营积极训练.责令水师缉拿海盗,海盗大多被擒拿。上游的四府有很多山,外地寄寓的居民租山建立居住的地方,聚集了很多游荡的土匪,派遣士兵搜山,捕捉诛杀他们的首领。

闽安所管辖的有琅琦岛, 很多居民都违法谋取利益,闽安擒拿并治理他们。转移水师驻地,建立炮台于是成为省城的门户。

6、台湾向来多混乱,干扰大军,赵慎畛十分忧虑这件事,尽数挑选有贤能的人来治理.凤山的坏人杨良斌煽动众人闹事,下文书派遣巡道孔昭虔、知府孔传穟前去剿匪治理,不到一个月就平定了。不劳烦士兵过海。

老百姓进入山林砍伐树木.每年为造船提供原料,带头的工匠 滥征赋税引起变故,捕捉并诛杀带头闹事的人,重新制定采伐树木的制度,于是相互安定。戍守边疆的士兵万四千,更换时都去厦门,由提督检阅审验,远的有数千里,改成由各自所在的提镇分别检验。

士兵困乏没有士气。 7、过了五年,调任作为云贵总督。

铜矿,盐务长期积累了很多弊端,疏陈改变了整顿的办法,让守边的人一起种田,才考察调访使得形式方便,没有等到商议实行却生病了。生病期间弹劾不尽职的人数十个。

不久就了。代替他的人紧急把他送回原乡。

滇人非常痛惜他。皇帝下诏体恤,追加为太子少保,谥号文恪。

8、赵慎畛把儒家先人牢牢记在心里,只要有助于身心能够使用的,都亲自做,喜欢好的,痛恨不好的,关心同事,训诫恳切,就像老师对学生一样,所经历的文武官员,常常能识别他们是否有才学,别人也乐意被他重用。 延展阅读:《清史稿》是 中华民国初年由 北洋 *** 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 正史——“清史”的未定稿。

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 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 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

清史稿为什么不是正史?清朝有正史吗?

历史上很多朝代很多时期都有正史史书,尽管不能说每件事情都是真实的,但是作为一种研究古代历史的权威手段,参考性还是非常强的。不过,史书其实一般来说都不是当时的人写的,而是后世的人写的,或者说在一个王朝灭亡之后,由下一个王朝所写,这样一来,很容易会被泼脏水,后世的人想让我们看到什么,就会写什么,而不会太在意真假。然而历史上那么多朝代,只有清朝的《清史稿》让人疑惑,这名字一听就不是正史该有的名字,为什么是一个“稿”,而不是清朝正史呢?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记载了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编修工作历时十四年,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救之章”,并非视为成书“。但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清朝讳等内容。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清史稿》一书为纪传体断代史,上至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下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部分内容涉及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历史,像张勋复辟、溥仪离宫。

该书的历史跨度达到300年,大部分的文本内容依据《清实录》《清会典》《国史列传》等档案资料写成,比较详细、系统地展示清朝历史面貌,是研究清朝历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清史稿》既然是重要史书,为什么就不叫《清史》呢?这跟成书背景有关,《清史稿》1927年仓促编成,当时国内形势是兵荒马乱,全书很多细节都没有敲定,就没有直接称之为《清史》,而以“稿”代称,表示不是“定本”。

《清史稿》的出笼,源自我国对历史重视的传统,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统治者向来有为上一代修纂历史的传统。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就批准设立清史馆,请来赵尔巽、于式枚、刘廷琛等人,在北京东华门内整理清史。

袁世凯对修纂清史很用心,根据统计,参与《清史稿》工程的人员前后达到300多人,时间花费长达14年,最后成书536卷,约2400万字。主编赵尔巽,工作相当给力,他坦承“盖既非史学之专,复值时局之多故,任大责重。”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16年袁世凯因为称帝失败羞愧而,失去他的财力支持,清史馆的开支立即紧张起来。甚至,赵尔巽要亲自跑去“讨钱”,求各位大帅拨点款。

不得不说,《清史馆》能够最终成书,还要感谢下面3位军阀,没有他们的大笔资金支持,很可能该书要胎腹中。这3个人分别是“东北王”张作霖、“狗肉将军”张宗昌、“秀才将军”吴佩孚。

修纂期间,《清史馆》有着诙谐的插曲,尽管参与的人员大多是清王朝的遗老们,他们的立场也是清王朝的视角,经常为清王朝大唱赞歌,并对革命党人语含讽刺。

但是,这些遗老是两边不讨好,一方面国民政府曾于1929年禁止《清史稿》公开印行,另一方面清朝末帝溥仪为首的前清贵戚没少骂他们,毕竟大清皇帝还没,修什么史?

总体上来看,刚刚成书的《清史稿》,由于出自众人之手,彼此间照应不够,又未经仔细校对,所以还存在年月、事实、人名等出错的硬伤。

但是,《清史稿》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还是受到后世学者的肯定。现在《清史稿》已经被正式列入“二十五史”,它已经是一部解读清朝历史的权威之作。

清史稿的历史沿革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侭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此书的刊印,是由袁金铠主持,金梁经办,于一九二八年出书,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由金梁运往东北发行,这批书我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来清史馆的人发现金梁对原稿私自做了改动,他们不同意金梁的增删,于是把北京的存书又做了一些抽换,这批书通称「关内本」。以后东北又印过一次,内容也有所改动,我们称为「关外二次本」。这三种版本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一、全篇的增删。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以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中的八缐对数表,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  二、同一篇中内容改动。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删去志中易类书目六十四种,修改了劳乃宣、沈曾植的传论,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关外二次本压缩了赵尔丰传。

民国三年(1914年),经民国呈文,大总统袁世凯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人为总纂,总领清史修撰工作,参与者先

后有一百余人,没有固定编制,人员由馆长聘用。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

清史馆内设有“功课簿”,记载馆员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土司传》。吴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纪》、《大臣年表》。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列传及《列女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罗惇曧撰《交通志》,戴锡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叶尔恺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补辑《舆服志》、《选举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蓝钰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朱师辙有言:“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

撰稿期间,往往须请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 《清史稿》在刻印过程中,出现了版本问题。袁金铠因忙于他事,转托金梁协助校刻此书。金梁遂趁时局纷扰之际,利用职权,擅改原稿,并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书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这就是所谓“关外本”(又称关外一次本)。当原编纂人员发现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决定将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如删去《张勋传》(附张彪传),《康有为传》及金梁所写的“校刻记”;改订了“清史馆职名”;删去了“易类”书目六十四种;抽换了《艺文志·序》;修改了个别传记,这就成了所谓“关内本”。以后,金梁坚持以“关外本”为基础,并根据当时学者对《清史稿》提出的批评和关内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删改、增补,删去了《张彪附传》、《公主表·序》和数学工具书“八线对数表”,增加或压缩了个别传略,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七卷,仅有五百二十九卷,这就是所谓“重印本”(又称关外二次本)。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乱,后来,市场上又有所谓“联合书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铅印本”两种流传。南京国民政府曾两次组织人力。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清史稿》的版本比较多,主要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关外本与关内本最早流传,影响颇大。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列举了以下几种:

关外本(或曰“关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计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当时资助清史馆的黑龙江方面的金梁担任“校对”,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悲夫!”清史馆对张勋、康有为原定暂不立传,是金梁将二传底稿私自付刻。今关外一次本于《张勋传》后附有《张彪传》。

又关内本抽换了关外一次本的《艺文志·序》,因增入的《序》过长,以致脱夺自《易》类《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周易述义》、《易图解》、《周易补注》、《易翼》、《读易大旨》、《周易裨疏》、《考异》、《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易学象数论》、《周易象辞》、《寻门馀论》、《图书辨惑》、《读易笔记》、《周易说略》、《易酌》、《易闻》、《田间易学》、《大易则通》、《闰》、《易史》、《周易疏略》、《易学阐》、《读易绪言》、《易经衷论》、《读易日钞》、《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大指》、《周易观彖》、《周易浅述》、《周易定本》、《易经识解》、《易经筮贞》、《周易明善录》、《易原就正》、《周易通》、《周易辨正》、《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周易筮述》、《周易应氏集解》、《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乔氏易俟》、《大易通解》、《周易本义蕴》、《周易传注》、《周易筮考》、《学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说》、《周易刳记》、《易经详说》、《易经辨疑》、《周易传义合订》、《易宫》、《读易管窥》、《读易观象惺惺录》、《读易观象图说》、《太极图说》、《周易原始》、《天水答问》、《羲皇易象》、《羲皇易象新补》、《孔门易绪》、《易图明辨》、《身易实义》、《先天易贯》、《易互》、《周易玩辞集解》、《易说》、《易说》、《周易函书约存》、《约注》、《别集》、《易笺》、《周易观象补义略》、《索易肊说》、《周易孔义集说》、《陆堂易学》、《易经揆》、《易学启蒙补》、《易经诠义》、《易经如话》、《周易本义爻征》、《周易图说正编》、《易翼述信》、《周易原始》、《周易浅释》、《易学大象要参》等八十八种之多。关内本有《赵尔丰传》的传文长达二千四百字,而关外二次本压缩至九百二十字,不啻减去了一半以上。关内本《赵尔丰传》作者以赵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亲弟,作此长传,不免有迎合讨好馆长之嫌,故以删削为是。

金梁重印本(关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东北刊行,绝大部分依关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时宪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传,总卷数为529卷。

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对关内、关外两本的不同处加以选择,多处采用了关内本。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为“二十六史”,故亦称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据说有两个本子,一为大本两册,一为小本二册,从“关外一次本”翻印而来。

香港文学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关外一次本付梓。

中华书局本。中华书局组织史学工作者,依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将《清史稿》作了标点、分段, 他们审查了关内本、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三种本子的篇目,内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录出异文,以尽量反映各种本子的优点,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讳字,尽量改回,对已发现的由于行、段错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进行了查核校正,对于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点、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予改动,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统一工作。于1977年出版,这是此书问世50 年来最好的版本。(《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上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两大册。系据关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计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记。

此外,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在台湾将《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补充,将其列传分类予以调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计550卷。

关于清史稿

《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但是清朝是一个二百多年的朝代,必须要有一个史书做史料研究,记载一朝一代的历史,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所以这部未定稿的《清史稿》就暂且作为清朝的正史了。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忞、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纂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适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清史稿》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汗,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尽管《清史稿》存在许多缺陷,可是,在今天还没有别的清史能替代它时,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们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三国时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南朝宋、南齐、南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并刊“武英殿本”。

在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正史”这个名称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当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地位。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很多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二十六史”。《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

《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

《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

《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

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

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

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

《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

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误。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误。按:吴三桂僭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按:里太国亦译李泰国,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抵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清朝正史为什么叫“清史稿”而不叫“清史”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写的记述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它按照历代封建「正史」的体例,也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共五百三十六卷。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一九一四年工作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大致完稿,历时十四年。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对于编纂上的这些问题,编者也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发刊缀言中指出,此书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尽管此书存在错误和缺点,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今天也可以见到,但编者把大量的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校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这部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