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人是谁-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人是谁,辅佐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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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诸葛亮人物评论不少于1000字数

3.法正是什么样的人

4.诸葛亮的七个用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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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人物评论不少于1000字数

诸葛亮忠君思想再认识

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实则“藏器在身”《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亮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笑而不言者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诸葛亮抱经纬天地之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然而，管、乐亦并未建立盖世之功，任官不过诸侯之将相而已。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当时形势而言，不排斥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称孤道寡者不可胜数。曹操、袁绍、孙策、孙权、刘备等人皆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扫平四海之志。难道诸葛亮就不如他们，注定只能为人臣，而不能为人君？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较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同上。其余军阀，如刘表据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刘璋占益州，张鲁守汉中，马腾、韩遂称雄于关中。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上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需要探讨的是，诸葛亮“择主”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诸葛亮考虑的标准不外乎两条。其一，人主必须是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须成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鲁等碌碌之辈，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当然是曹操。那么，诸葛亮为何要放弃这一选择？我以为这并非因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要与“汉贼”划清界限。

诸葛亮弃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原汝、颍地区人才济济《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载曹操与荀彧书信曰：“汝、颍固多奇士。”《晋书》卷一百一十八《姚兴载记》载姚兴之语：“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曹操平定北方后，已非初起兵时可比，其帐下确是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要想在曹操帐下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对此状况，诸葛亮是有足够认识的。当其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时，诸葛亮劝阻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后来诸葛亮伐魏时获悉徐庶任御史中丞，石韬任郡守时，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为徐、石二人仕途不畅而鸣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岂能谓曹魏未予重用），未尝不是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庆幸！以诸葛亮之慧眼，当然深知孙权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诸葛瑾亦在东吴供职，然而当东吴重臣张昭推荐诸葛亮予吴主时，诸葛亮断然拒绝：“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为什么诸葛亮最终选择的是刘备？刘备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诸葛亮择主的重要条件。加之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除此之外，历代政论家谈论的最多的是诸葛亮心存汉室，他同刘备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拥刘安汉基础上的。“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自注。裴注的这条材料为众多史家所引用，以论证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习凿齿《侧周鲁通诸葛论》。，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此分析，我颇不以为然。东汉中叶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秉政，朝政日益败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军阀混战，汉家朝廷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史称：“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对此形势，深谙“人事”、“天道”的诸葛亮会看不出来？两汉时期，盛行五德终始说，时人皆知炎汉火德已衰，土德将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诸葛亮难道真的对“历数”、“期运”一点儿都不相信？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很清楚，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而并不是孙权姓“孙”，不姓“刘”。那么，为何诸葛亮要辅佐“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的刘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古今几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未深究个中奥秘，大都认为诸葛亮目光远大，并没有在乎刘备在军事实力与人才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以为刘、葛的合作是志同道合。其实这个问题大有玄机，刘备的“劣势”、“短处”在诸葛亮眼中恰恰是“优势”、“长处”。试想，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诸葛亮还能受到特殊的重用吗？正因为刘备手下，武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谋臣不过糜竺、孙乾、简雍等数人。“亡命于行旅之间”《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的刘备集团的人才匮乏到如此程度，这就给诸葛亮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足够的平台。

诸葛亮出山的条件很高，人主对其不仅要做到“贤”之，还必须做到“尽”之，“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视为“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如同春秋时智伯待豫让《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载：“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战国时燕昭王待郭隗。这在诸葛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诸葛亮自视甚高，虽然年轻，且初出茅庐，但绝不愿一步一个台阶地从“下曹从事”关于“下曹从事”，《三国志?鲁肃传》载鲁肃谏孙权不可降曹操时云：“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又《三国志?庞统传》载：“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的才干与抱负皆高于庞统，当然更不愿任从事。的基层工作做起，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既然要“尽”全力发挥亮之大才，当然要将其放到最重要的岗位，赋予重权要职。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虽在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荆襄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只有其小圈子内的几个好友“谓为信然”《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至于中原、江南地区对其更不了解，可谓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诸葛亮还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须“尽亮”，其出山的“心理价位”如此之高，这在人才资源极其充足的曹、孙两家那里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得到满足的。至于刘玄德那里就不同了。刘备虽然其时官拜左将军、豫州牧。汉制，将军、州牧虽可以开府治事，然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赵翼云：“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诸葛亮“高瞻远瞩”看中的正是刘备的这一其他诸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甘心辅佐刘备。

其实，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战后（公元208年），“亮为军师中郎将”同。秩比二千石；刘备取益州，亮迁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就被拜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赤壁之战后，羽为荡寇将军，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羽迁为前将军，位次三公。张飞在建安四年已为中郎将，赤壁之战后，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位次三公。在刘备称帝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文官之中的许靖虽为清谈客，但因名望甚高，故“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太傅乃上公，当然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甚至连才具极为平庸的糜竺之官职亦在诸葛亮之上。“益州既平，先主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三国志》卷三十八《糜竺传》。其他如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之关系比之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关、张二人之后。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半生，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在诸葛亮没有显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厘定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而已。《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田文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我认为，田先生这个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黄忠传》。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案：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卷四十《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松之注谓：“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通鉴》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而变为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考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何惩罚关羽，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将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发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一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也许章氏觉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但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翌年一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肯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62）《刘备与关羽》一文中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兹节录方诗铭先生在《刘备与关羽》一节中的部分原文：“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至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对此，刘备不可能不有所知晓。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即刘备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隆中对》的破灭，荆州的失守，关羽不能辞其责。但是，由于刘备与关羽的矛盾，一方面派糜芳、士仁各据荆州政治军事重地，以监视关羽，终于矛盾激化……更为重要的是，听任关羽破坏《隆中对》策划，挑起对曹操的战争。对此，刘备似皆若无其事。”并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将诸葛亮“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篡改为刘备“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还说：“章太炎在《訄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方诗铭：《刘备与关羽》，见《三国人物散论》（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方先生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实不可取。我以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少结契”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羽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对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知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

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刘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裴松之注。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绝对信任的充分体现。法正对“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诸葛亮所云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

法正的骄横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适当时机削弱其权势，诸葛亮心中自有打算。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因兵力不足，“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汉中是“益州咽喉”，得失关系蜀汉政权的“存亡”，对此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主公刘备的命令，岂能违抗。诸葛亮之所以询问杨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推荐杨洪兴办蜀郡发兵之事，从而以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位。在法正“缺岗”的情况下，刘备也无可奈何。杨洪将军队、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到汉中前线，以“众事皆办”之功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

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权势大为削弱。然而，诸葛亮与法正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对法正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内心是十分钦佩的，“亮每奇正智术”《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当时唯一能使刘备言听计从的谋臣，这一点连诸葛亮也自叹弗如。因此，如果法正长寿，其与诸葛亮矛盾必然加剧。使诸葛亮感到幸运的是，刘备称汉中王的第二年，法正病故。刘备称帝时，关羽、庞统、法正、黄忠皆亡。张飞虽然与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只是一员武将，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更不足信任，太傅许靖仅是“清谈”之客。刘备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才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孙盛曰。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田余庆：《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载《文史》，第35期，中华书局，1992。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

法正是什么样的人

法正

法正字孝直, 生于176年，卒于220年。扶风郿人也。祖父真，有清节高名。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松於荆州见曹公还，劝璋绝曹公而自结先主。璋曰：“谁可使者？”松乃举正，正辞让，不得已而往。正既还，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原共戴奉，而未有缘。后因璋闻曹公欲遣将征张鲁之有惧心也，松遂说璋宜迎先主，使之讨鲁，复令正衔命。正既宣旨，阴献策於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於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先主然之，溯江而西，与璋会涪。北至葭萌，南还取璋。后刘备伐吴诸葛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止主上东行，不致夷陵之败．”

裴注《三辅决录》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经，兼通谶纬，学无常师，名有高才。常幅巾见扶风守，守曰：“哀公虽不肖，犹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四时朝觐，若欲吏使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风守遂不敢以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观朝吏会。会者数百人，真於窗中闚其与父语。毕，问真“孰贤”？真曰：“曹掾胡广有公卿之量。”其后广果历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后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等美之，号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谋，司徒掾、廷尉左监。

郑度说璋曰：“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先主闻而恶之，以问正。正曰：“终不能用，无可忧也。”璋果如正言，谓其群下曰：“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计。及军围雒城，正笺与璋曰：“正受性无术，盟好违损，惧左右不明本末，必并归咎，蒙耻没身，辱及执事，是以损身於外，不敢反命。恐圣听秽恶其声，故中间不有笺敬，顾念宿遇，瞻望悢々。然惟前后披露腹心，自从始初以至於终，实不藏情，有所不尽，但愚暗策薄，精诚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国事已危，祸害在速，虽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犹贪极所怀，以尽馀忠。明将军本心，正之所知也，实为区区不欲失左将军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谓可违信黩誓，而以意气相致，日月相迁，趋求顺耳悦目，随阿遂指，不图远虑为国深计故也。事变既成，又不量强弱之势，以为左将军县远之众，粮谷无储，欲得以多击少，旷日相持。而从关至此，所历辄破，离宫别屯，日自零落。雒下虽有万兵，皆坏陈之卒，破军之将，若欲争一旦之战，则兵将势力，实不相当。各欲远期计粮者，今此营守已固，谷米已积，而明将军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敌对遂多，所供远旷。愚意计之，谓必先竭，将不复以持久也。空尔相守，犹不相堪，今张益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入犍为界，分平资中、德阳，三邈道侵，将何以御之？本为明将军计者，必谓此军县远无粮，馈运不及，兵少无继。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若争客主之势，以土地相胜者，今此全有巴东，广汉、犍为，过半已定，巴西一郡，复非明将军之有也。计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敌近则一旦易主矣。广汉诸县，是明比也。又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尽，而敌家数道并进，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势，昭然可见。斯乃大略，其外较耳，其馀屈曲，难以辞极也。以正下愚，犹知此事不可复成，况明将军左右明智用谋之士，岂当不见此数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虑远图，莫肯尽心献良计耳。若事穷势迫，将各索生，求济门户，展转反覆，与今计异，不为明将军尽难也。而尊门犹当受其忧。正虽获不忠之谤，然心自谓不负圣德，顾惟分义，实窃痛心。左将军从本举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

裴注《华阳国志》曰：度，广汉人，为州从事。

十九年，进围成都，璋蜀郡太守许靖将逾城降，事觉，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诛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说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馀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故言如此。

裴注孙盛曰：夫礼贤崇德，为邦之要道，封墓式闾，先王之令轨，故必以体行英邈，高义盖世，然后可以延视四海，振服群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靖处室则友于不穆，出身则受位非所，语信则夷险易心，论识则殆为衅首，安在其可宠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虚是崇，偷薄斯荣，则秉直仗义之士，将何以礼之？正务眩惑之术，违贵尚之风，譬之郭隗，非其伦矣。臣松之以为郭隗非贤，犹以权计蒙宠，况文休名声夙著，天下谓之英伟，虽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彻，若不加礼，何以释远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为不当，而盛以封墓式闾为难，何其迂哉！然则燕昭亦非，岂唯刘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将，寻蒋济之论，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讥其受（任）非所，将谓仕於董卓。卓初秉政，显擢贤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为选官。在卓未至之前，后迁中丞，不为超越。以此为贬，则荀爽、陈纪之俦皆应摈弃於世矣。

裴注孙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国之道，刑纵於宠，毁政乱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极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国柄者哉？故颠颉虽勤，不免违命之刑，杨干虽亲，犹加乱行之戮，夫岂不爱，王宪故也。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

二十二年，正说先主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之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正亦从行。

二十四年，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於定军、兴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曹公西征，闻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裴注臣松之以为蜀与汉中，其由唇齿也。刘主之智，岂不及此？将计略未展，正先发之耳。夫听用嘉谋以成功业，霸王之主，谁不皆然？魏武以为人所教，亦岂劣哉！此盖耻恨之馀辞，非测实之当言也。

先主立为汉中王，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明年卒，时年四十五。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谥曰翼侯。赐子邈爵关内侯，官至奉车都尉、汉阳太守。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裴注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

评曰：庞统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儗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

《三国志*卷三十七*蜀书七*庞统法正传第七》中法正部分：

法正字孝直，右扶风郿人也。祖父真，有清节高名。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松于荆州见曹公还，劝璋绝曹公而自结先主。璋曰：“谁可使者？”松乃举正，正辞让，不得已而往。正既还，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而未有缘。后因璋闻曹公欲遣将征张鲁之有惧心也，松遂说璋宣迎先主，使之讨鲁，复令正衔命。正既宣旨，阴献策于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

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先主然之，溯江而西，与璋会涪。北至葭萌，南还取璋。

郑度说璋曰：“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先主闻而恶之，以问正。正曰：“终不能用，无可忧也。”璋果如正言，谓其群下曰：“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于是黜度，不用其计。及军围雒城，正笺与璋曰：“正受性无术，盟好违损，惧左右不明本末，必并归咎，蒙耻没身，辱及执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圣听秽恶其声，故中间不有笺敬，顾念宿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后披露腹心，自从始初至于终，实不藏情有所不尽，但愚暗策薄，精诚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国事已危，祸害在速，虽捐放于外，言足憎尤，犹贪极所怀，以尽余忠。明将军本心，正之所知也，实为区区不欲失左将军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谓可违信黩誓，而以意气相致，日月相迁，趋求顺耳悦目，随阿遂指，不图远虑为国深计故也。事变既成，又不量强弱之势，以为左将军县远之众，粮谷无储，欲得以多击少，旷日相持。而从关至此，所历辄破，离宫别屯，日自零落。雒下虽有万兵，皆坏阵之卒，破军之将，若欲争一旦之战，则兵将势力，实不相当。各[若]欲远期计粮者，今此营守已固，谷米已积，而明将军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敌对遂多，所供远旷。愚意计之，谓必先竭，将不复以持久也。空尔相守，犹不相堪，今张益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入犍为界，分平资中、德阳，三道并侵，将何以御之？本为明将军计者，必谓此军县远无粮，馈运不及，兵少无继。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若争客主之势，以土地相胜者，今此全有巴东，广汉、犍为，过半已定，巴西一郡，复非明将军之有也。计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敌近则一旦易主矣。广汉诸县，是明比也。又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尽，而敌

家数道并进，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势，昭然可见。斯乃大略，其外较耳，其余屈曲，难以辞极也。以正下愚，犹知此事不可复成，况明将军左右明智用谋之士，岂当不见此数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虑远图，莫肯尽心献良计耳。若事穷势迫，将各索生，求济门户，展转反复，与今计异，不为明将军尽难也，而尊门犹当受其忧。正虽获不忠之谤，然心自谓不负圣德，顾惟分义，实窃痛心。左将军从本举来，旧心依

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

十九年，进围成都，璋蜀郡太守许靖将逾城降，事觉，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诛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说曰：“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于是乃厚待靖。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故言如此。

二十二年，正说先主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正亦从行。二

十四年，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曹公西征，闻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先主立为汉中王，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明年卒，时年四十五。先主为之流涕者累日。谥曰翼侯。赐子邈爵关内侯，官至奉车都尉、汉阳太守。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往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正其程、郭之俦俪邪？

诸葛亮的七个用人原则

论诸葛亮的用人

诸葛亮对人材的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

“夫治国者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这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举贤”对于治国的重要。

“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贤才”对国家的重要程度。

“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谷，直士出于众下。”。（见《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这是诸葛亮讲要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材。

这里试对诸葛亮的用人特点和用人原则加以总结。

诸葛亮用人的第一个特点和原则，就是用“德才皆备”的眼光来衡量人材。

在封建社会下，“忠”、“孝”一直被奉为“德”中之最。对一个国家和政权来说，忠诚则又是首要之“德”。诸葛亮称赞蒋琬道：“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见《蒋琬传》）；他赞董和“有忠于国”。（见《董和传》）；他赞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见《陈震传》）；赞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见《杨》）。赞王平“忠勇而严整”（见《王平传》）；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见《姜维传》）。在《前出师表》里，也称赞郭攸之、费文伟、董允等人以“此皆良实，志虑忠诚”。而与之相反，诸葛亮弹劾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见《李严传》）；弹劾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见《廖立传》）。从以上诸葛亮的一褒一贬，就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用人原则，只要是忠诚于蜀汉政权，愿意为蜀汉政权出力之人，都可以提拔之。因此，忠诚与否，是诸葛亮衡量人材是否有德的核心内容。

诸葛亮用人的第二个特点和原则，就是用人之长，对人材不责其全备。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诸葛亮当然懂得这个道理。许靖原为刘璋手下为官。刘备入蜀后，先后封其为左将军长史、太傅和司徒。但其实以许靖的真才实学，并不足以当此重任。法正曾说许靖是“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刘备本来不想用许靖，可法正却劝刘备道：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诸葛亮也有相类似的意思。他向刘备谏道：“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动宇内。”（见《诸葛亮集。文集。称许靖》）许靖此人的名气很大，又与魏国名士陈纪、袁涣、华歆、王朗亲善。诸葛亮本人也“皆为之拜”。（见《许靖传》）。

再如同魏延、杨仪。魏延虽说“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但其“善养士卒”，又很能打仗。诸葛亮驻汉中时，”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杨仪虽也“性狷狭”，但他却也有真才实学，刘备与他在谈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之时，总被杨仪的高见而大为高兴。有“规画他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的好处。因此“建兴三年，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将南行。五年，随亮汉中。八年，迁长史，加绥军将军。……军戎节度，取办于仪”（见《三国志。蜀书。杨仪传》）。诸葛亮本人在每次考虑到此二人时，也总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见《杨仪传》）。“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见《三国志。蜀书。费文伟传》）。

此外还包括法正的心胸不宽、“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见《法正传》）；何诋的“好声色、不治节俭”（见《三国志。蜀书。杨》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李严的“腹有鳞甲”（见《三国志。蜀书。陈震传》）；张裔的“性不公平”（见《杨》），诸葛亮都能正确对待，让他们在能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地方各司其职。这和曹操的“唯才是举”原则不是非常相像吗？

诸葛亮用人的第三个特点和原则，在于能够充分识别人材、发掘人材。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他随刘备入蜀，任广都县长。刘备在一次的游观中，突然来到了广都，发现蒋琬众事不理，又喝得大醉，刘备非常生气，要加罪与蒋琬。诸葛亮深知蒋琬其人的才干，他劝刘备道：“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见《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这和庞统当年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果然不出诸葛亮之料，蒋琬的确是一个治国的大才，他后来被前后任为尚书郎、丞相府东曹掾、参军、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曾经秘密地对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见《蒋琬传》）。在诸葛亮后，他更与费文伟等人一起，挑起了治理蜀国的重担。

何诋的情况与蒋琬也差不多。何诋字君肃，自幼寒贫，为人宽厚通济。开始时任督军从事。他也和庞统、蒋琬相类似，整日“游戏放纵，不勤所职”。诸葛亮听说后，决定来一次突然“袭击”，亲自考察一番。其他人都为何诋捏一把汗。何诋当听说诸葛亮要亲自下来考察他的工作时，急忙连夜张灯审问，解读有关诉状。在诸葛亮第二天早上来到前，何诋只用了一个夜晚的时间，就把所有案子都暗记于胸，“答对解释，无所凝滞”，诸葛亮本人对此也很惊讶。为此，他不仅未免何诋的官，而且还提拔何诋为成都县令。后来郫县县令的职位有所空缺，诸葛亮又让何诋一人兼任两职。何诋本人也没有浪费诸葛亮给他表现的机会，努力工作，正确断案。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见《三国志。蜀书。杨》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可见，诸葛亮在识人上也是很有其独到之处的。

诸葛亮的第四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是能不问资历的深浅，不以官位的高低，不以是否是降将来区别看待人材，只要有才的便用。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裨将军。王平本人没什么文化，“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简直是一个“文盲”了。但他又非常聪明，写信时令他人代笔，自己口授，所写的内容还“皆有意理”。而且他虽不识字，但别人讲的《史记》、《汉书》，他听完后，都知道其中的大概意思。往往与别人谈论时“不失其指”。并且他由于“生长戎旅”，还很富有作战经验。街亭之战中，作为马谡的参军，他曾数次谏阻过马谡，不要“违亮节度”；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三国志。蜀书。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后出师表》中的“突将、无前、青羌、CONG、叟”，指的就是这种部队。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姜维。姜维字伯约，天水冀城人。姜维原来是魏国的中郎官，参天水郡军事。建兴六年，诸葛亮在一出祁山时收降了他。诸葛亮也并未由于姜维是个降将，而对他有所歧视。姜维也很争气，当蜀军由于一出祁山失利后，姜维只身一人，丢下老母与蜀军一起撤往汉中。后来姜维受到他母亲的来信，“令求当时”。姜维则说：“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见《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裴注引孙盛《杂记》）。诸葛亮对姜维大为器重，辟姜维为仓曹掾，加为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那时姜维不过二十七岁。后来诸葛亮对张裔、蒋琬评论姜维，说姜维是“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即李邵）、季常（即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还说：“须（使姜维）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官，觐见主上。”（见《姜维传》）。等姜维训练军士完毕后，又迁姜维为中监军、征西将军。从此以后，姜维的地位不断提高，最终成为蜀国后期的中流砥柱。

诸葛亮的第五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是积极培养和锻炼人才。

这里又不得不提到蒋琬。诸葛亮为了能让蒋琬尽快地成长起来，就有意识地往蒋琬身上“加压”，使他得到应有的锻炼。诸葛亮开府时，提拔蒋琬为东曹掾，举茂才。蒋琬本人表求推辞，想要把这个位子让给刘邕、阴化、庞延、廖淳。诸葛亮就对蒋琬说：“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见《蒋琬传》）其意为：“我本来顾忌到我与你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怕这样推举你会受到别人的非议。但这样一来，别的被举荐的人心里会感到不安，其他远近之人也会对此不解。所以你更应该接受这次推举，并用你的实际功绩，来表明这次的选举是非常公正的。”后来诸葛亮又让蒋琬与张裔统留丞相府府事。建兴八年，张裔去世后，又让蒋琬代张裔为长史，加抚军将军。让蒋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受到锻炼与提高。

还有就是费文伟和董允两人。

费文伟是江夏人。诸葛亮在南征胜利归来后，群臣于数十里外迎接，而且大多数的年龄和地位都要高过费文伟。而诸葛亮只把费文伟叫来，让他与自己同乘一辆车，于是众人“莫不易观”。自此之后，诸葛亮让费文伟为昭信校尉，多次出使东吴。让他在与东吴的外交工作中，努力发挥和锻炼其才干。后来，又迁他为侍中、参军。建兴八年，又转为右护军，后又为司马之职。随诸葛亮进入汉中，参与北伐之事。（见《三国志。蜀书。费文伟传》）。

董允字休昭，是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诸葛亮在一出祁山时，上书《出师表》。上面写道：“侍中郭攸之、费文伟、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到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被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见《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费文伟任参军后，诸葛亮又马上迁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在诸葛亮的细心培养下，蒋琬、费文伟、董允很快都生长了起来，担起了治理蜀国的重任。后来蜀人么诸葛亮、蒋琬、费文伟、董允四人为四相，一号“四英”（见《董允传》。裴注引《华阳国志》）

诸葛亮第六个用人特点和原则，就在于能对人材的缺点给予必要的批评和帮助。

张裔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这点我已在上文中讲到过。但张裔也有个非常不好的毛病，就是心胸不宽，好忌恨人。他本来与杨洪和关系很好，但后来却因为几件小事，而反目成仇，而且责任还出在他本人身上。再有，他与岑述的关系也很不好，到了相互忿恨的地步。对此，诸葛亮曾经严肃地批评过张裔。诸葛亮说：“君昔在陌下，营坏，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后流迸南海，相为悲叹，寝不安席；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举仇以相益，害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意于元俭，而君不能忍邪？”（见《杨》）其大意为：“你过去在陌下被我军打败，我当时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吃饭也吃不香。后来你又在南方流浪，我又很为你的的处境而悲叹，睡觉也睡不安稳。你一回来，就马上委你以重，共同参与国政。我还自以为与你的交情坚如磐石。既然交情坚如磐石，举荐对方的仇人以获取帮助，举荐对方的至亲以明大公无私，这些都不用向对方解释，取得对方的理解。更何况我现在只是重视岑述，你怎么就受不了了呢？”

再有，如刘巴。刘巴字子初，零陵人。他为人高傲不群。刘表接连几次请他做官，他都不就。曹操定荆州后，刘巴“北诣曹公，被辟为掾，使招纳长沙、零陵、桂阳”（见《三国志。蜀书。刘巴传》）。后来刘备夺得此三郡和占有益州后，刘巴一开始都不愿仕刘备。刘备以“若有害巴者，诛及三族。”的命令（见《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以及诸葛亮的数次极力推荐，终于使刘巴感动，被刘备辟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称汉中王后，又以刘巴为尚书，法正亡后再代法正为尚书令。刘巴总是很自负，有些看不起人。他与张飞的关系曾一度紧张，刘巴认为“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诸葛亮就帮助刘巴道：“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见《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由以上六点可见，诸葛亮的用人政策是相当高明的。在以上提到的这些人中，许多都成了蜀国后期的栋梁之材，中流砥柱。也正是由于诸葛亮用人的不拘一格，才会使只拥有一州之地的弱蜀，在与强魏与东吴的较量中，没有因为土地缺乏的原因，而人材太过缺乏。对于这一点，诸葛亮本人是功不可没的！

我只找到六条。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