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是进士吗

1.被称为“奸邪”之徒的北宋能臣夏竦，都经历了什么？

2.贤良方正的意思

3.唐朝的李牛两党派的争斗后来怎么样了

4.杜牧《赤壁》的原文及其翻译

被称为“奸邪”之徒的北宋能臣夏竦，都经历了什么？

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宋朝是个十分神奇的朝代——一头是忠臣良将层出不穷，另一头则是奸臣坏蛋遍地开花。比如在各种评书、演义和影视剧中，把诸如杨家将、岳家军、呼家将、包青天、寇老西儿、八贤王什么的，个个描画得忠心耿耿、超级能干，堪称是大宋朝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仿佛只要得了一个，就能上辅君、下保民，肯定让大宋朝万万年。

北宋的历史被各种小说、演义虚构得太厉害

那为啥北宋遭受了靖康之耻、南宋被逼得崖山蹈海？而且连续两次被异族搞到团灭，这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都堪称绝无仅有，以至于“弱宋”这顶大帽子戴了近千年都摘不下来？

应该都是那些坏到透腔的奸臣弄的吧？大宋朝的忠臣良将赫赫有名，奸臣坏蛋更是不遑多让。像什么秦桧、庞太师、潘仁美、蔡京、高俅、贾似道，一个个坏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只要大宋朝冒出个好人就被他们害一个，几乎是人盯人防守，没一个能逃得掉。这样的大宋朝，自然没个好。

长大了开始读史，才发现这种现象并非都是虚构出来的，两宋确实是个“忠奸”两头都分外拔尖的朝代。先不管奸臣，就说所谓的忠臣，仅宋仁宗赵祯一朝42年间，涌现出来的各种名气大得不得了的“名臣”，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史书说的）质量上都足以傲视包括汉唐在内的历朝历代——当然前提是我们不去追究为啥仁宗朝在内“三冗”问题和土地兼并泛滥得无法收拾，逼得宋神宗不得不启用王安石变法；在外被区区西夏揍成了灰孙子、被辽国趁机大肆敲诈勒索。

北宋名臣辈出，但大多是“互吹”出来的，真没干过啥实事，就算干大多也干不成

难道这口锅还得扣到“奸臣”头上？可问题是秦桧、蔡京之流的祸国巨奸在这时候还没来得及投胎，虚构出来的庞太师等大坏蛋自然也没机会在真实的历史中使坏。数来数去，宋仁宗一朝最坏的蛋恐怕就非夏竦这家伙莫属了，莫非让坐拥名臣无数的赵祯无缘中兴宋室的千古明君这口锅，要扣在这家伙头上？

纵观夏竦的一生，就算他是个大奸臣，似乎也没有作奸犯科的空间和机会。

夏竦这个名字，在不熟悉宋史的朋友那里可能显得有点陌生。不过想必很多人都熟悉下面这首诗：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诗一首其一》）

这首诗的作者叫张元。这货本是北宋一书生，才华大概是有的，就是运气不咋地，所以屡屡科举屡屡不第。于是自认怀才不遇的张书生一怒之下叛宋投夏，还得到了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赏识，把他当成了谋主。

张元可以称之为汉奸，当然他肯定没有这个意识和自觉

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宋夏两国爆发好水川之战。在张元的谋划下，李元昊亲自率兵伏击宋军，使得后者几乎全军覆没，主将任福也战沙场。战后，洋洋得意的张元在界上寺的墙壁上题下了上面这首诗，还挑衅般的在诗后署名“（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以示羞辱。

张元一朝小人得志便猖狂忘形，不过为啥要扯上夏竦和韩琦？因为在好水川之战中任福只是名义上的宋军主将，真正说了算的是时任北宋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判永兴军的夏竦。而韩琦则是夏竦的副手，也是好水川一战真正的谋划者，所以在战后，阵亡将士家属才会跑去围堵，让韩老倌引以为终生之耻：

“元昊设伏，我师陷没，大将任福之。韩公遽还，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数千人，号于马首，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公掩泣，驻马不能进。”（《鹤林玉露·乙篇·卷二》南宋·罗大经）

两宋总是没完没了的打败仗，其实就跟文官为帅瞎指挥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好水川之败，夏竦当然要负“领导责任”，这要是放在始终处于生存危机的南宋，肯定是一个顶大的罪状，因此而摇身一变成为“奸臣”也不奇怪，比如韩侂胄、贾似道就是这么倒霉的。不过在北宋、尤其是仁宗朝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毕竟赵祯手底下的那帮名臣里边，上过战场又没打过败仗的还真不好找……比如前边说过的那位韩琦，人家后不但被追谥忠献、配享英宗庙庭，又追封为魏郡王，后来还收获了从祀历代帝王庙及孔庙的殊荣，打个小败仗算个毛线事情？

韩琦可是妥妥的名臣、正面人物，对此士大夫们可是不接受反驳哦

所以打败仗从来不是夏竦成为奸臣的原因。那么这货到底干了什么丧心病狂的坏事，以至于在史书中与丁谓、王钦若并列为宋初三大奸臣：

“论曰：王钦若、丁谓、夏竦，世皆指为奸邪……封禅之议成于谓，天书之诬造端于钦若，所谓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钦若以赃贿干吏议，其得免者幸矣。”（《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传第四十二》）

这个指控对于夏竦来说实在有点莫名其妙。将丁谓和王钦若称之为“奸邪”还有事实依据，比如前者怂恿宋真宗赵恒封禅、后者不但贪污腐败还帮着赵恒伪造天书，可夏竦呢？“阴谋猜阻，钩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看上去都是了不得的罪名，仔细一想却全都是“莫须有”——只有指控却举不出什么实据，实在难以服众。

宋初时的士大夫缺乏经验，还不习惯给对手扣帽子，所以公认的奸贼只有丁谓和王钦若两个

那我们还是从夏竦的履历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吧。

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人，还是个官二代——他爹夏承皓在宋真宗时为抵御契丹内寇，陨于战阵，被追赠为崇仪使，夏竦也因此凭父荫当上了个名为“三班差使”的小武官。

不过夏竦的才华显然不在武功上。他打小就以文采出众而闻名，12岁能做赋，17岁曾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诗，被大名士王辟之赞为“后之题诗，无出其右”（《渑水燕谈录·卷七·歌咏》），自此一举成名，成为众人眼中的名臣苗子。

写了首好诗就能成为名臣？没错，起码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这话绝对没毛病。在北宋，能诗善文的不一定能当上名臣，但要是诗文写得不咋地的还想当上名臣肯定千难万难。诸如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辙、晏殊、宋痒这样的人，很难说清其官声和文名到底哪个更大；而那些官声显然大于文名的如韩琦、富弼、庞籍、曾公亮、文彦博、吕公著、章惇等人，其实也不是诗文作得不好，只是竞争对手太厉害，才显不出他们而已。

想当官得先进“作协”，这种情况在古代司空见惯

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位韩琦，诗词作得就毫不逊色：

“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

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全宋词·第一册》）

所以已经小有文名的夏竦，在那个文尊武卑的时代注定还是要回归到文臣的队伍中来的。于是这家伙也不去军营好好上班，天天拿着自己的诗集去寻找自己的伯乐。终于，时任宰相的李沆看到了他的诗，觉得这是个人才，便推荐给了宋真宗赵恒，于是夏竦得到了个润州（今江苏镇江）丹阳县主簿的职位。

不过一个小主簿哪能满足夏竦的功利心？所以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夏竦应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制科考试。话说这个制科考试可是老厉害了，科举跟它比都是小儿科——在两宋319年间通过科举考中进士的有2～3万人，再加上乱七八糟的诸科、恩科、武举等等弄不好能有近10万人考中。可是能通过制科考试的有几个？一共考过21次，才录取了49人而已！（详见科举很难考？在宋朝的制举面前那都是小儿科?）

而且制科考试的成绩分为五等，其中第一、第二等从不授人，成绩最好的是第三等。整个两宋能拿到第三等的只有两人，其中一个还是才华横溢到快要爆炸的苏轼（另一个叫范百禄）。

虽然录取率低得吓人，但通过制科的幸运儿大都名不见经传，这事也挺怪的

夏竦最终录得第四次等，这也是个顶顶了不起的成绩，所以大名士杨徽之才会借品评夏竦诗作的机会，赞其为“真宰相器也”。

这下夏竦算是有了“出身”，被选进史馆修《起居注》。这是个极清贵的职位，相当于成了“储备干部”，前途一片光明。不过此时的夏竦还是个小愤青，非常看不惯权臣丁谓，屡屡与其发生冲突，还上书阻止了这货为了拍赵恒马屁、搞铺张浪费的“求神工程”。这下可惹恼了丁谓，于是借夏竦的老婆撒泼的机会将其逐出中枢，撵到黄州（今湖北黄冈）任知州。

话说丁谓在当时可谓是权倾一时，先后担任过三司使、参知政事、吏部尚书、保信军节度使等要职。在通过诬告促成寇准罢相以后，又登上了首相之位。在宋仁宗赵祯即位以后，又授丁谓司徒兼侍中之职，位列三公，显赫无比。也就是说，丁谓掌权的时间超过了20年，而在此期间内得罪了他的夏竦自然没好果子吃，根本没指望升官回京，只能在地方上到处乱窜。

所以在黄州任职期满后，夏竦又先后历任襄州（今湖北襄樊）、寿州（今安徽寿县）、安州（今湖北安陆）、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事。好不容易等到丁谓恶贯满盈倒台了，可能又因为夏竦在地方上实在是太能干了，所以又在被加上了一大堆荣誉官衔之后，再被调去知青州（今山东青州），后来又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判永兴军，跑去宋夏交战前线去指挥打仗。

以文御武纯属自找苦吃，夏竦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

古代的那些大坏蛋们，除了藩镇以外，剩下的权臣、阉宦、外戚，还有红颜祸水啥的似乎只有跑到京城里才能有用武之地，否则压根甭想搞出什么幺蛾子来。可纵观夏竦一生，除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外几乎就没在京城呆过，净在地方上打转转了，那他又是怎么戴上奸臣这顶大帽子的呢？

贤良方正的意思

贤良方正的解释

[virtuous and expostulate]

汉代选官的科目 之一 。汉文帝二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被选中后授予官职。贤良方正科目自此始。唐宋也设贤良方正科 详细解释 汉 代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之一。始于 汉文帝 。被举者对 政治 得失应直言极谏。如表现 特别 优秀 ，则授予官职。 武帝 时复诏举贤良或贤良文学。名称时有 不同 ， 性质 无异。历代往往视作 非常 设之制科。 《史记·孝文本纪》 ：“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旧唐书·裴度传》 ：“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等，授 河阴县 尉。” 明 归有光 《三途并用议》 ：“国初用人，有徵聘，有经明行修，有人材，有贤良方正，有才识 兼人 ，有楷书，有童子诸科。” 清 薛福成 《应诏陈言疏》 ：“诚法 圣祖 、 高宗 遗意，特举制科，则非常之士，闻风 兴起 。其设科之名，或称 博学 鸿词，或称贤良方正，或称直言极谏，应由部臣临时请旨定夺。”

词语分解

贤良的解释 有 德行 的人;才德兼备的人详细解释.有德行才能。《汉书·孔光传》：“退去贪残之徒，进用贤良之吏。”《儿女 英雄 传》第四十回：“再说咧，你姐儿俩还 这么 贤良呢！” 草明 《乘风破浪》二十：“只因这位雍容大度 方正的解释 ∶成正方形,不歪斜字写得很 方正 ∶正直不阿 为人 方正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 贾生 列传》详细解释.指人行为、品性正直无邪。《管子· 形势 解》：“人主身行方正……行发於身而为天

唐朝的李牛两党派的争斗后来怎么样了

唐朝后期朝廷大臣之间的派系斗争。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故史称牛李党争（一说牛李专指牛僧孺、李宗闵，而李德裕无党）。这次派系斗争从其酝酿到结束，约四十余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朋党之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皇甫、李宗闵三人对策时痛诋时政,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请予优叙。当时宰相李吉甫（德裕之父 )大为不满,向宪宗陈诉,并称翰林学士裴、王涯二人“覆策”(审查考卷)有私。宪宗听信李吉甫的话,将裴、王、杨、韦四人免职贬官,牛僧孺等三人也不予重用。事后颇有人上疏为牛僧孺等鸣不平，指责李吉甫忌贤抑才，形成舆论压力。宪宗又于同年出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启用裴为相，初步形成两派对立的形势。元和年间两派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藩镇割据。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主张武力平叛;另一派宰相李绛、韦贯之、李逢吉主张安抚妥协 由于宪宗和当权宦官吐突承璀支持前者，因此元和年间主战派得势，反对派则利用舆论与之抗衡。李吉甫于元和九年 (814)，其后主战派的中心人物是裴度，反对派的中心人物是李逢吉。当时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都还在朝外为官，地位也不高，对朝内政争影响不大。而在朝两派的争论还以政见为主,派系私利的性质不明显,故元和年间只是党争的酝酿时期。

长庆元年(821)，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他们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于是,李、杨等大为怀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

此后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除去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前夕，牛李两党都被当时掌权的李训、郑注排斥朝外，大体上是两党交替进退，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为外任。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

开成五年(840),文宗，牛党和他们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继承人未能继位,另一派宦官拥立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为宰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牛党被排斥出朝廷之外，其领袖牛僧孺、李宗闵虽然早已身在外地，也被贬职流放。李德裕虽在会昌年间讨平泽潞叛乱、破回鹘、废佛教等几个方面作出成绩，但他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但为反对派所憎恨，也为宦官所不满。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宣宗即位。宣宗早就厌恶李德裕，即位之后即贬之外任，李党纷纷被斥牛党的令狐、崔铉、魏相继入相,牛僧孺、李宗闵也被召还朝（李宗闵不及还朝即）。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于贬所。牛李两党之争终于以牛党获胜结束。

关于牛李党争的性质，中国史学界有分歧意见。已故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牛党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李党代表北朝以来山东士族出身的官僚。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见不同，也包括对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态度之异。大体上认为牛党是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则是没落的门阀世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牛李党争的焦点在于对待藩镇态度，是主张强硬政策与妥协政策的分歧。又认为李党主张革新，牛党因循守旧，所以李党是进步的，而牛党是守旧的、的。

杜牧《赤壁》的原文及其翻译

　《赤壁》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诗人即物感兴，托物咏史，点明赤壁之战关系到国家存亡，社稷安危；同时暗指自己胸怀大志不被重用，以小见大。下面是我整理的杜牧《赤壁》的原文及其翻译，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原文：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翻译：

　折断的戟沉在泥沙中，铁还没有完全生锈，

　我把它又磨又洗，认出是赤壁大战遗物。

　假如东风不给周瑜方便，

　那么春天里乔家两姐妹就会被关压在铜雀台了。

　注释：

　1、折戟沉沙：断了戟没入沙中;戟：一种武器。

　2、东风：东吴以火攻攻打西面的曹营要借助东风。

　3、周郎：周瑜，吴军统率。

　4、二乔：吴国二美女，大乔嫁给吴国国君;小乔嫁给周瑜。

　作者生平：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生于世代官宦并很有文化传统的家庭。他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曾祖杜希望为玄宗时边塞名将，爱好文学。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先后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学，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早逝。杜牧对自己的家世很自豪，他说："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

　怀才不遇

　杜牧的童年生活富裕而快乐。杜佑的樊川别墅在长安城南，其地有林亭之美，卉木幽邃，杜牧常在园中嬉戏。祖、父相继去世后，他家日益贫困，"食野蒿藿，寒无夜烛"。穆宗长庆二年(822)，杜牧20岁时，已经博通经史，尤专注于治乱与军事。23岁写《阿房宫赋》。文宗大和二年(828)，26岁进土及第。同年又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冬季，入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幕，后随其赴宣歙观察使任，为幕僚。大和七年(833)，淮南节度使牛僧孺辟为推官，转掌书记，居扬州，颇好宴游。大和九年，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开成二年，入宣徽观察使崔郸幕，为团练判官。旋官左补阙、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员外郎。武宗会昌二年(842)，出为黄州刺史。后任池州、睦州刺史。为政能兴利除弊，关心人民。宣宗大中二年(848)，得宰相周墀之力，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大中四年，出为湖州刺史。次年，被召入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三年，迁中书舍人。岁暮卒于长安，终年五十岁。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生当唐王朝似欲中兴实则无望的时代，面对内忧外患，他忧心如焚，渴望力挽狂澜，济世安民。他在《郡斋独酌》里说自己："岂为妻子计，未在山林藏。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商。"他主张削平藩镇，收复边疆。其"关西子，誓肉虏杯羹"的气概很像后来岳飞的《满江红》。他在《燕将录》里褒扬谭忠，是因为他能劝说河北诸镇不反抗朝廷。为了实现这些抱负，他主张读书应留心"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他强调知兵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兴亡："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注孙子序》)。为此，他写了《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和《孙子注》。由于怀才不遇，他的愿望不能实现，所以往往在生活上放旷不羁。这些都影响到他的创作。

　据《唐才子传》载，“后人评牧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谓圆快奋争也”。刘熙载在《艺概》中也称其诗“雄姿英发”。细读杜牧，人如其诗，个性张扬，如鹤舞长空，俊朗飘逸。

　杜牧出生于诗书之家，虽不是钟鸣鼎食般的生活，但未受过半点穷。祖父杜佑不仅官至宰相，而且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者，著有二百卷的《通典》。这给了自幼好学的杜牧以深厚的家学功底，早在他参加科举考试之际，就曾以一篇《阿房宫赋》传诵于文士之间。太学博士吴武陵击掌称好，甚至跑去向主考官登门直荐。

　杜牧确实有才华，而且政治才华出众。他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获成功。

　可惜杜牧有相才，而无相器，又生不逢时在江河日下的`晚唐，盛唐气息已一去不返，诸帝才庸，边事不断，宦官专权，党争延续，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如蚁穴溃堤，大唐之舟外渗内漏。杜牧后不过数年，农民起义便如风起云涌，再过五十年，江山易帜。“请数击虏事，谁其为我听”，杜牧的才能，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

　熟读史书，看透时局，杜牧无法力挽狂澜，只得无奈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对于杜牧而言，饮酒，成了疗伤祛痛的乐事。

　“高人以饮为忙事”，“但将酩酊酬佳节”，“半醉半醒游三日”……杜牧喜欢酒，即便在清明祭祀先人的路上，冒着丝丝细雨，也不忘向牧童寻问酒家。杜牧诗中，饮酒之句俯拾即是，他甚至情愿“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刚刚“乞酒缓愁肠”，却不料又是“得醉愁苏醒”。酒浸肝肠，愁萦心间，唉，醉也不是，醒也不是，杜牧又发出“醺酣更唱太平曲，仁圣天子寿无疆”的梦话来。那么，就将这副身子，这腔醉意，连同满腹的经纶，交付青楼佳人，交付红颜知己，及时行乐，来个春满人间。

　风流

　杜牧风流得别具一格，风流得声名远播，在繁华的扬州，杜牧的足迹踏遍青楼，宿醉不归。乃至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不放心，暗中派人保护。有一日，杜牧调任回京，牛僧孺劝他切莫“风情不节”，并且拿出兵卒们发回的满满一箧平安帖，杜牧见此，又愧又羞。正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字词之间，满是。杜牧的风流轶事，与他的才华一样，传之于世。杜牧最为脍炙人口的诗作，是咏史与七绝。杜牧的咏史，充满着幽默与调侃，饱含借古鉴今之意。游经赤壁，他说，假如周瑜借不到东风，则将是“铜雀春深锁二乔”，一反常人思维，给人以全新的视角。过华清宫，想起当年杨贵妃喜啖荔枝的情景，杜牧感叹“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小中见大，虽未出现唐明皇半个字，却点出当年安史之乱的个中原委。夜泊秦淮，歌舞升平，可是，杜牧听出来了，那是什么样的歌曲啊，分明是亡国之音，若照这样下去，大唐亡国也指日可待了。杜牧咏史是表，讽今才为其里。

　杜牧临之时，心知大限将至，自撰墓志铭，但这篇短文写得却是平实无奇，丝毫不显文豪手笔。据《新唐书》载，墓志铭写就，杜牧闭门在家，搜罗生前文章，对火焚之，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或许，在外人看来，杜牧一生，俊朗豪健，而他在强作笑颜、把酒尽兴的背后，却是不欲示人的悲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