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世盗名的历史人物故事-欺世盗名的历史人物

1.历史揭秘：刘备到底有多么奸诈虚伪

2.历史上的康有为应该怎样评价呢？

3.南宋大将张浚忠奸之论：到底他是否是个称职将军

历史揭秘：刘备到底有多么奸诈虚伪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内容倾向上，历来被人说成是“拥刘反曹”的，作者罗贯中把刘备塑造成了道德信义的化身。理所当然的，刘备也就成了理想明君的典范，既仁厚爱民，礼贤下士；又诚实忠义，贵义尚情。果真如此吗？笔者不敢苟同，其形象塑造实在是有违作者的创作意图，给人以“画虎不成反类犬”之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论《三国志演义》的人物描写：“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至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鲁迅先生对刘备形象作如此阐述，真可谓一语中的。这里鲁迅所说的“近伪”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物形象有违作者的初衷，与作者心目中想塑造的仁厚爱民、礼贤下士、诚实忠义、贵义尚情的理想的明君形象相去甚远；二是说人物的性格特征虚伪，是一个表面道德信义，实则假仁假义、残酷无情、不思进取而又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刘备的这种艺术形象的成型，不仅有真实的社会历史土壤，而且也是中国历代文化的浓重沉淀的结果，铸造了这个人物形象，树立了仁君的典范。虽然作者为塑造这个人物而涂上了一层光亮的色彩，甚至不惜用了曲笔，以体现作者的主观理想和历代人民群众的愿望，但是刘备毕竟只是一个封建军阀，不可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更何况他是一个由封建社会下层逐步挤进上层的政治家，还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小农意识的味道。他同样与董卓、曹操一样有政治野心，只是刘备掩藏得更深罢了！正是这些缺陷，才会把刘备塑造成了一个“近伪”的艺术形象，其虚伪

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残酷无情

刘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全不为大局着想，又残酷无情，无半点怜悯之心。在第十五回中，他借古人之言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对待至亲之子儿女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呢? 与其高祖刘邦可以不分伯仲啊！拉拢关、张，又何尝不是“惜其勇而用之”，为打拼自己的江山做准备。更可以作为印证的是第三十四回刘备一听说蔡瑁要设计害他，“急解‘的卢’马，开后园门牵出，飞身上马，不顾从者，匹马望西门而走”，半点没有想起赵云等三百将士，好一个“不顾从者”！看来他自家性命才是最重要的，其利害的取舍也可以窥见一斑了。

为关、张复仇之事，好像义之极至，纵然赵云、诸葛亮等人劝阻，也无济于事。但当东吴把所有的仇人都送来的时候，并再次表示要送还夫人，返还荆州，以求和好时，刘备仍然不听，继续坚持“削平江南，杀尽吴狗”，可见刘备名义上是为“义”字复仇，实际上是为消灭东吴而战！其卧榻之旁又岂容他人酣睡！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设计，是图美名而争天下者也。

而其最残忍和无情的是，刘备为了自己的霸业，动辄便抛妻弃子，而且饥饿的时候竟然食同宗之子之肉，真令人发指。第十九回有，“玄德见势已急，到家不及，只得弃了妻小，穿城而过，走出西门，匹马逃难”，还没有到生关头，却把妻小都给抛弃了，深得上祖刘邦之遗风，这品质也够可以的了。

更严重的是：“(刘备)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问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刘备)遂饱食了一顿……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玄德不甚伤感，洒泪上马。”刘安固是残忍、无耻，但罪魁是刘备。而饱食了一顿之后，刘备只是伤感而已，并没有大惊失色，更没有深疚自己，更没有给别人以适当的安慰和补偿，更别提嘱而埋之了。倒是曹操闻后，“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曹操真奸雄，也没有食子的事情，也还知道补偿点什么给别人，相对比较，刘备也够残忍和无情的了。

二、欺世盗名

刘备又是一个欺世盗名者。表面上他也打着“保国安民”的旗号，声称“灭曹操，共扶汉室”，利用自己占有汉家姓氏的一点便宜，便到处夸耀，显示自己的身份，时时刻刻以“汉室宗亲”自居，打着刘皇叔的金字招牌，口口声声表示“欲伸大义于天下”，“匡扶汉室”，以维护汉帝的正统地位相标榜。[2]实则不然，南朝人裴松之和元人胡三省在注《三国志》和《资治通鉴》时均已明确指出：刘备“虽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3]可见，刘备出身于破产的贵族家庭，其上几代早已属社会下层，到他时已沦落为平民。自己声称对帝位是万不可以动其心的，可最终他却还是登上了宝位，仍不忘惺惺作态说：“备无才德，请择有才德者受之。”几番退让，甚至还“勃然变色”，但也未见当时孔明他们“逼”他为帝的态度有多坚决，倒是他自己说出了心里话“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只是担心别人的议论，与曹丕登位所费周折的意图是何其的相似啊！这就是刘备经常装腔作势、欺人耳目的奸诈之处。

在当时群雄竞起的战争环境中，刘备攫取帝王的野心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在小时候便云“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看来他是自小“立志”啊，就凭这点他可以算是从小便处心积虑的想登上大统了。之所以没有实现，只不过是限于当时他势单力薄，一时无力和别人抗衡而达不到目的罢了，就象在刘表面前夸口一样“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第三十一回蔡瑁劝刘表不要引狼入室时说：“刘备先从吕布，后事曹操，近投袁绍，皆不克终，足可见其为人。”一语道破了刘备有狼子野心。否则，他就不会在战乱之时投军，其心思无非是想浑水摸鱼，捞上一把，他还是知道乱世出英雄的道理的。还好当时以他的“才智”还可以对付黄巾之类乌合之众，消灭了一部分黄巾军，多多少少还算是捞到了一点政治资本，立了所谓一点军功，不然他就真的没有机会实现儿时的梦想了。

可实际上，他除了与董承等六人书名带血诏并常在阵前宣读以示正义以外，终其一生，并没有为朝廷设为一谋出过一份力，倒是处心积虑的经营自己的蜀汉天下，时时刻刻想摆脱别人的控制去谋划自己的天下。刚与董承等人书带血诏，都还没有行动，一见有机会逃走去经营自己的天下，便什么也不顾了。还亏他走之前对董承等人说“某此行必有以报命”，可最后董承等人都了，也未见他报什么命，倒是把自己的事业打理的有条不紊。

最可以突出他全然不顾“汉室”而只顾自己恩怨的是伐吴前诸人劝其勿战所说的一番话，连他自己也说“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还亏赵云劝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不知道此时他把“匡扶汉室”忘到哪里去了，而把自己的事情看的比什么都贵重，可见他平日里那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方便行事的幌子罢了。

而最能揭示刘备早有野心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封，一个名禅，合即为“封禅”——天子祭天地之礼，这样明确的政治野心及强烈的功利进取心，时时隐含着取而代之的图谋。至于他一再标榜自己是什么“汉室宗亲”，只不过是为了取“正统”之名罢了。

三、假仁假义

他的假仁假义更是让人作呕，且不说先摔阿斗以笼络赵云，终至让赵云感其知遇，几救阿斗，诚心辅佐，后又白帝托孤，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诸葛亮感动得终身为其江山操劳而卒。虽他说的好听：“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无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明是支持诸葛亮自己来主政，实际上是让诸葛亮辅佐刘禅，而让其开口不得也只好甘心辅佐了，单看刘备这临终遗言的意蕴，李贽就一针见血的评道：“只此一语，便得孔明之魄，玄德真奸雄哉！”

在第十九回中，吕布被擒，求刘备为之讲情，“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刘备点头答应，但一转眼又劝曹操杀吕布，一点不念其辕门射戟之情，此等忘恩负义之人又岂能称得上仁义呢？所以作者仍不免跳出来借吕布的口骂道：“是儿最无信者！”同样的，当他被曹操打败，只身投奔冀州，答应表示招关羽来归，可结果是他使奸计欺骗了袁绍，[4]杀了别人的大将，之后又巧言遮掩，挑拨别人君臣关系，都是为了自己的如意算盘。　当刘备装作无可奈何之状而取得刘璋之地后，却又乐不可支，“设宴于公厅”，“顾庞统曰：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可见之前说不可夺同宗之地，不可行不义之事，皆是伪作，是“外君子则内小人”，既然反复说不能夺同室之地，不能行不义之事，然而一旦夺了人城邑之后，即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足见其伪诈到何种程度！

当献帝被废后，曹丕称帝时，他的臣子劝其“即皇帝位”，他又以“恐天下人议论”为由，竟勃然变色说：“孤岂效逆贼所为！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说的多么冠冕堂皇，正义凛然，对比其儿时的“豪言壮语”和此前他自信“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是多么绝妙的讽刺啊！。只是刘备做的很隐秘罢了。他一再请诸葛亮“展吕望之才，施子房之宏略”，俨然以周文王、武王、汉高祖自居，可又在前面对称帝惺惺作态。犹如在甘露寺前以剑劈石，对人说是“破曹兴汉”，而心里想的是“成王霸之业”，其虚伪之貌昭然若揭。

在第五十一回中，诸葛亮与刘备的一番对话，更是让刘备的假仁假义的面目无所遁形。“玄德问孔明曰：‘却才先生教备如此回答，虽一时说了，展转寻思，于理未然。我今孤穷一身，无置足之地，欲得南郡，权且容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属东吴矣，却如何得住？’孔明大笑曰：‘当初亮劝主公取荆州，主公不听，今日却想耶？’”一个“笑”字，把刘备的虚伪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诸葛亮的潜台词不言而喻。

刘备对人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讲义的，但一旦危及自己的利益就什么也不顾了，连自己的儿子也是如此。其义子刘封听信谗言不救关羽以至于失去一员大将，贻误军机，确实有罪，但也不至。再说与不自有法律断定，可刘备不但使用了郑庄公不教而诛的手段，而且在刘封拒绝投降，扯书斩使之后，已经完全证明忠于自己了，还是杀了他。直接原因就是刘封不应该强于阿斗，亏他当初收刘封为义子说的那些话，什么只要诚心待人必不相负，而此时对于危及自身利益的人的处理还管什么之前说的什么话，虚伪之貌令人恶心。

四、贪图享受

刘备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更是让人鄙其为人。在第三十九回中，刘备自己以为有了诸葛亮便可以万事无忧了，纵然已经知道曹操会时刻南下，他却以牦牛尾“结帽”，还辩解说：“吾聊假此以忘忧耳。”而当诸葛亮问及将何以迎曹兵时，他却又说：“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一说这一说那，前言不搭后语，彼此矛盾，正是说明了他无多大志向，不愧为阿斗之父，还巧言掩饰，亏他之前说“备若有基本，何虑天下碌碌之辈耳”。就算是有了基本，如果这个样子也是败家子，又一个刘阿斗。就象后来自衿才智被陆逊火烧得片甲不留，终至身亡白帝城。

更为经典的是他差点因女而轻天下。在第五十五回中说刘备与孙夫人成亲后“自此连日饮酒”，这时候倒是会借酒忘忧啊！还是张昭了解其为人，“刘备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尝享受富贵。今若以华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远孔明、关、张等”，“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与其子看来是一样的啊，“此间乐不思蜀”，不愧是阿斗之父。若不是诸葛亮设计在先，让赵云依计行事，刘备又怎么会突然想回荆州呢？看来，孔明也知道其为人，要不怎么会考虑得如此周全呢？只是不便直说罢了。刘备一口一声要成就大事，连这点关口都过不了，还说什么“天下碌碌之辈不足虑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还是书中评论的好：谁知一女轻天下，欲易刘郎鼎峙心！

到了最后阶段，作为最终鼎立一方的霸主，刘备的后期已经完全没有了曹操那样始终是曹魏方面的主心骨和最高决策者的支配地位，他没有了用武之地，似乎在成功地完成了“三顾茅庐”的任务之后便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时刘备实则已经成为真正的刘阿斗之父了，不过徒具一个象征意义上的符号而已。[5]夷陵之战中，连不甚精通兵法的曹丕也知道“岂有七百里营帐而可拒敌乎？包原隰险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刘备却还是那样的自以为是：“朕令吴班引万余弱兵……擒此竖子，江南一鼓而下矣。”

然而时代不同了，对手也不同了，与当年伏击黄巾军这般乌合之众大不一样了，却仍那样自诩，以抱残守缺为不凡，怎么不会被吴将“营烧七百里”，“蜀营一应粮草器仗，尺寸不寸”，“蜀将川兵，降者无数”，留了个兵败身亡的下场，亏他还自诩“朕用兵老矣”。

但之前当马良谏阻不了刘备移营之后，建议“将各营移居之地，画成图本，问于丞相”之时，刘备便猛地爆发了久蓄的不满：“朕素知兵法，又何问之？”这倒好，被陆逊火烧七百里，只落得个惨败的下场。回顾刘备的生平经历，若没有诸葛亮便一事无成，此处就是印证。其不思进取也就罢了，却又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焉能不败！

此上事实一一摆明在我们面前，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无从得之。既然罗贯中是“拥刘反曹”，也应为贤者讳，隐去才是；也许是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有血有肉；到底是何目的，恐怕是无法说清的，从这一点看来似乎是艺术败笔所致，也可以说是无心之失了。作品客观的描写告诉我们：刘备用虚伪做作掩盖了其真实的意图，貌似忠厚，内藏奸诈。《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引正史曰：“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刘备的这番自白，无意中撕破了他的假仁假义，他之所以以宽、仁、忠，其实不过是一种反曹操的策略。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作者把刘备这个人物形象置于什么样的地位了，真不知道作者是真褒还是似贬，但既然是“拥刘反曹”，又为何安置这个人物于此种境地呢？看来作者在使刘备这个人物形象蜕变过程中，却形成了主观上的愿望与实际刻画效果的反差，从而造成了刘备伪善性格的显现。

历史上的康有为应该怎样评价呢？

康圣人，可以说是仅次于孔圣人的第二个儒家代表人物。

主要著作有什么《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要知道在乾嘉学派盛行的清朝，考据学，是清代留给我们唯一值得称颂的文化财产。

经这些大学者考证，所谓的《孔子改制考》完全是康圣人，打着孔子的旗号，在那招摇撞骗。这个学术骗子，日后依旧秉性难移。

比如硬说自己是“公车上书”的牵头人，还把自己打扮出光绪的“帝师”，好像维新变法完全是按着他老人家的主张在动。实际光绪与他见面时间不超过一小时，因几里哇啦，实在听不懂他那口广式官腔，光绪还是绝定让他写折子。

最有趣的是，莫过于，康圣人在“戊戌变法”前夕，躲在天津。等消息，若成功了，就跑到北京接受荣耀，失败了就躲到外国租界。一副投机政客的嘴脸，展露无疑。

最为可恨的是，他逃到海外，以“帝师”自居，编造“衣带诏”谎言，趁机敛财，搞传销，绞尽脑汁要骗海外热心华人的血汗钱。

而他自己则四处买房，三妻四妾。这完全是邪教教主作风。但就是这么一个跳梁小丑，很多不明所以的，依旧供着他，好像近代史，他是开创者！

康有为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大，早些年间他主张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道路。反对专制政体，提倡三权分立、权利制衡。并且实行地方自制。

康有为作为晚清的社会活跃分子，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海外。

不过晚年的康有为却尊孔保皇，却站在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成为了了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所以说，晚年的康有为所作所为得不偿失，时至今日，后世之人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南宋大将张浚忠奸之论：到底他是否是个称职将军

张浚是南宋初年一位主战派大臣，几度执政，几次率大军与金决战，兼为将相，权倾一时，颇为显赫。然而八百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褒之者誉之为抗战派英雄;贬之者斥之为害国之狗熊。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张浚(1097一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政和八年(1118)，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历褒城令、太常寺主簿诸职.建炎元年(1127)，赴行在南京，除枢密院编修官，擢殿中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杭州发生苗刘之变，张浚以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同节制诸路军马驻守平江，遂朕络吕颐浩、韩世忠诸路军马起兵勤王，一月后平叛，高宗复辟，有功而除知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大臣。

张浚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建炎四年九月，合陕西五路兵马四十万人，与金兵会战于富平，诸路兵皆失利，关陕失陷。此后三年，退守四川，擢吴玠为大将，每战辄胜，赵开为转运使，善于理财，刘子羽为上宾，颇有才略。人谓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绍兴四年(1134)，遭御史弹劾而罢职奉祠。九月，伪齐入寇，十一月，复除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命岳飞进讨洞庭杨幺义军。绍兴六年，伪齐入寇，张浚督张俊、刘光世、杨沂中诸将击退之。绍兴七年，张浚“总中外之政”，部署淮西军不当，大将郦琼率四万人马叛降伪齐，张引咎辞职。

此后，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二十五年，或知州郡，或为贬黜.因坚持抗金立场，不附和议其名愈高，“四方之士，莫不倾心，健将悍卒见之者必咨嗟太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

绍兴三十一年(ll6l)，金兵大举南侵，朝廷复召张浚，及浚至而敌兵已破。官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老当益壮。孝宗即位，有恢复志，除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擢张浚为枢密使，督师八万北伐。终因将领不和，符离之战失利。次年四月，张浚由是解职，朝廷遂作求和之议。八月，去世。

肯定褒扬者，如宋高宗曾将张浚誉之为东晋之王导，多次谈到“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宋孝宗对张浚也“倚之如长城”，曾说：“今朝廷所恃惟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评论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诸事件中的表现时赞赏道：“自靖康后，纪纲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义，率诸将诛傅、正彦，乘舆返正，复论琼罪，而后国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儿灶妇，深山穷谷，裔夷绝域，皆闻公名，盎然归仰，忠义之感，实自此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杨万里《诚斋文集》更是对张浚赞不绝口：“身兼文武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出将入相，捐躯许国”，“忠义勋名，中兴第一”。

《宋史·张浚传》同样赞不绝口，认为富平之战虽败，但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势牵制东南，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江淮得以平安。并载金将粘罕临终时话：“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后“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绍兴末，“时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把张浚描绘为一个深得人望也颇有功绩的抗战派大臣。

现代一些学者的论著中，也时把张浚与岳飞并称为“抗金英雄”，或称为当时“朝野上下热烈拥护”的“抗战派的代表”等。

否定贬抑者，如当时太学生就说张浚“有中兴之心，无中兴之才”，“侈言诞计，专权误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数次战败后，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宁亡国，不用张浚。”隆兴北伐前夕，曾告诫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齐东野语》)后果不出其所料，元人揭徯斯甚至说：“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九《李忠定公》)史学家王鸣盛《蛾术篇》卷六十，说张浚“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那么这又如何理解呢?

现代学者杨德泉指出，张浚于建炎中为御史时，亲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彦、黄潜善，首劾抗战派宰臣李纲，纲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罢相，浚犹论劾不已。建炎初，李纲入朝，首正张邦昌僭逆之罪，斩宋齐愈等从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黄却百般阻挠，而张浚首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还论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数事。于是李纲遂罢相奉祠。而张浚犹抨击不已，诬称靖康之祸，二帝被掳，皆李纲之罪，甚至直指为“国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于是李纲落职，责鄂州居住。所以史学家王鸣盛不平道：“人知沮纲而逐之者汪、黄也，而浚实沮抑之。史以汪入奸臣传，而曲誉浚，乌得为公论乎!”(《蛾术编》卷六十)此后，汪、黄把持朝政，培植私党，国事日非，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愤，而身居言职的张浚，对汪、黄误国之罪却“缄口不言”。原来，其御史之官乃黄潜善所提拔，后张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同时，张浚奏劾李纲时所论救者，多为伪臣叛党，所攻击者，如陈东、胡珵等抗战派人物，无一幸免。王鸣盛指出：“陈东力言汪、黄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东竟坐诛，东之，浚有力焉。”(《蛾术编》)陈东既，张浚又奏劾秘书省正字胡珵曾笔削东书，“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于是胡珵罢官，编管梧州。

曲端是南宋初年一位文武双全的爱国将领，他长于兵略，治军严明，屡与敌角，威名远播，最后却被张浚以“谋反”罪处，实为南宋初年仅次于岳飞的一大冤案，激起军民的纷纷叛变，致使陕西五路全部落人金人之手。张俊初入陕，曾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曲端反对张浚进攻战略，即被收缴兵柄。当曲端直言张浚此战必败时，又被怀疑有“反心”。后果如曲端所料，富平一战大败，此时参谋王庶提出曲端写有“反诗”指斥皇上：“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张浚便入其罪名，将曲端捕进监狱，随即用火刑迫害致，年仅四十一岁。其后，张浚还不敢向朝廷报告处曲端的实情，也编造不出其“谋反”的证据。明人马贯感慨道：张浚之杀曲端，“此何异于秦桧之岳飞乎!岳飞之见杀，百世之下，虽妇人亦知怜其冤。若曲端之见杀，及浚之屡败，史册事俱难掩，而中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而反谓其能雪仇复土，谬归以中兴之功。后世儒臣不加详察，误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与忠良之心必羞与之列矣!(《野获编补遗》卷二)

秦桧之投降倡和，千载唾骂，其奸谋之所以得逞，除与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谋而合外，与张浚之称赞引荐也不无关系。秦桧第一次罢相后，高宗曾将其罪状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复用。但绍兴六年(1136)时，张浚为了排挤赵鼎，乃引荐秦桧为行宫留守，权赴尚书、枢密院参决庶事而召至行在，后又授秦桧枢密使。“而桧为枢密使，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于是赵鼎被挤出朝廷，张浚与秦桧共同执政，最后张浚因淮西军叛而罢相，秦桧遂得以重新执掌大权，南宋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代。

绍兴七年(1737)，张浚为相，部署江淮诸路兵马准备北伐，与诸将协商。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惟岳飞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三朝北盟会编》)后张浚又与岳飞讨论淮西军诸将问题，岳飞指出诸将都不合适，又引张浚恼恨。(后淮西军叛，说明岳飞有先见之明。)高宗先命岳飞尽统淮西诸军以图中原，后出尔反尔又收回成命，岳飞遂乞解兵权，奔丧归庐山。张浚勃然大怒，“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纪》)。所以，首先给岳飞加此“并兵”、“要君”数端罪名者，张浚也。而后秦桧诬陷岳飞诸罪，实操张浚故技而已。数年后，岳飞冤狱成，韩世忠之辈犹能责问秦桧，而张浚于岳飞之却不置一词。

张浚一生主要指挥了宋金之间三次大战役：即富平、淮西、符离三次大溃败。富平之战前，许多将领与官员都反对此战，张浚却一意孤行，集陕西诸路四十万人马，与敌决战，激战只半日，诸军皆溃，致使关陕全失，而金人缴获堆积如山。此战是宋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团决战，败得也最惨，说明张浚基本不懂军事，断送了关陕形势之地，中原永无恢复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南宋书·高宗纪》谓：“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所谓减轻东线金军压力以保全江淮之说，实微乎其微，东南抗金主要靠岳飞、韩世忠等军的积极抵敌。

淮西之役，宋军还没开战就已败北，大将郦琼率所部精兵四万余人叛降刘豫，创造宋金战争史上又一次可耻记录。初，张浚谋北伐，淮西军帅刘光世持守论，而兵部尚书吕祉每有平戎之志，张浚遂欲罢刘光世兵柄，而以吕祉节制淮西诸军，以刘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有积隙。许多官员提出此人事安排非常危险，岳飞还明确告之;“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齐东野语》)而张浚依然一意孤行，等看出事故端倪，密谋夺郦琼兵权并处其刑，然而消息走漏，郦琼抢先叛变投敌，最终导致如此不堪之败局。

隆兴北伐，张浚为枢密使，集江淮兵八万，号称二十万，分两路挺进。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率军出定远;邵宏渊为副使，率军出盱眙。李显忠是陕西骁将，全家遭金军，抗敌坚定，五月先克灵壁，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后李显忠率军又克宿州，进入巷战，邵军才投人战斗。攻下重镇宿州，孝宗闻报深受鼓舞，升李显忠为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邵耻居李之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张浚居然迁就了邵的要求，使邵更有恃无恐。其后两将又在赏赐问题上发生矛盾，士兵一经挑唆，人心浮动。李显忠部很快遭到金军反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谓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战乎?”军心遂摇，无复斗志。“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此战也使“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齐东野语》)

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符离之溃”。此战中张浚为帅，非但不知用将，且指挥部远离前线而不达军情，人或以为是情况不利时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梿在作了有关考证之后说：“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啸亭杂录》)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言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