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亡政息的典故-人亡政息历史周期律的法宝

1.历史周期率窑洞对是什么？

2.王朝更替的原因,具体分析一下

3.黄炎培说的历史周期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啊

4.从苏共亡党亡国20年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5.为什么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加强党的领导?

6.论述为什么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如题 谢谢了

历史周期率窑洞对是什么？

窑洞对的主要内容就是：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在中共的邀请下，为促成两党和谈，从重庆飞往延安进行考察。提出了用“民主”途径解决历代弊端的思路。

本文从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以及重要意义三个方面对“周期率”谈话展开论述,并试图揭示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蕴含的现实启示。

科学解释：

“历史周期率”，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中国历史"治乱循环" 即中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中国***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王朝更替的原因,具体分析一下

王朝更替原因及启示

除古代中国外，全球其他地区的王朝覆灭后往往意味着人种、文化、宗教的更替，古罗马、印度、拜占庭等都是如此。但中国的王朝却仅仅意味着座天下者的不同，其它一切照旧。这使中国文明获得了使西方史家十分称奇的连续性。使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制度、文字、宗教等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则是汉人很早就在东亚大陆上确立了人口、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没有这些优势，中国像西罗马帝国这样早早彻底覆灭不是不可以想象。

中国文明的的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没有过于强大的敌国外患的古代，这种周期性的变乱还不至于有亡族、亡文化之祸，但在号称“新战国”的今天，再发生这样的变乱，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文明的总体连续性与周期性的振荡有什么关系吗？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吗？以后的中国能在继续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同时避免振荡或者减轻振荡的烈度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这种周期性的振荡是如何产生的。其实类似的问题前人也问过。黄炎培曾问过：“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认为腐败是造成王朝衰败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败的良方。的回答真的找到了问题的实质了吗？我看却未必然。因为腐败是中西共有现象，而周期性动荡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共有现象显然不能成为特有现象的原因。那么，这一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呢？

其实只要大家翻翻中国史书，就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我们可以证明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大规模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人口的自然增长几不能节制。按徐光启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会倍增。而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国的可耕地有限，粮食生产总有个极限。当全国人口数超过全国土地的极限供养人口时，流民的出现将不可避免。这与腐败、土地兼并及社会制度都无必然联系，只要耕地不能增加，人口增长速度不减，生产力不能进步，这问题始终会产生。可以作为上述理论佐证的是中国人口史上有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皇朝由盛由衰拐点也是该王朝的人口高点。如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达到西汉的最高点6000万，随后则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后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如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数达到8000万，随后就出现“安史之乱”，如国泰民安，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跟着胡儿安禄山作乱；17世纪初（明朝的后期）中国实际人口达到破天荒的2亿之巨，随后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达到了4.3 亿，随后就有太平天国大起义。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数为什么会增加，这显然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就是这样，在特定时代，可养活人口总有个上限。①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盛世”的末期人口数实际上已超过当时王朝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会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大规模的流民作乱爆发时，政府必然会采取镇压措施。而事实上当时政府一般已十分腐朽，已无力迅速平定事变。这样战争的规模会扩大，而大规模的战争又会极大地破坏生产，从而制造出更多的流民。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将帝国拖跨拖。当一个王朝覆灭之后，参与争夺统治权的群雄中总会有一方胜出，当他基本削平群雄时，往往全国人口减了大半，这样人地矛盾由人多地少反过来变成人少地多。这时，只要新建王朝能注意与民休息，招民拓荒，国家一般能很快安定下来。随着政局的安定，国家一般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良性循环期。这一时期，人口增加，被开发的土就更多；而被开发的土地越多，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该王朝的盛世期。当土地被开发到极限后，人口还是在按惯性继续增长，当人口数超过王朝所能承认的极限时，新的一轮循环就又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根本原因。

那么腐败、土地兼并与王朝的衰败有没有关系呢？关系是有的，而且是很大的关系，只是不能被称为根本原因而已。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一个皇朝的前几个皇帝一般也有一个阶段会对豪族进行抑制，有时甚至不惜进行。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对这些，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点什么信息呢？是不是在中国传统专制体制下，豪族与帝国存在着深刻的利害冲突呢？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豪族一般隐匿有大量的地产及人口，这些隐匿的地产、人口都在私门，不对国家税收、军事作贡献，而豪族本身却是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如秩序、和平、公共工程、社会救济等）的最大得益者。这本身就是十分不公平。如果光是土地兼并，豪族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兼并并不见得有多大危害，但在中国的传统体制之下，地主的特权是法所明文规定的；不惟如此，地主往往还会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如果豪族的势力过于强大，则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而国家仍然还得承担起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这样，势必会加剧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有为之君都会对豪族进行抑制。然而，在国家与豪族地主的博弈过程中，最终的输家却是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有时即使国家亡了，地主也不见得亡。他们中有的投靠新朝成了从龙功臣，有的甚至还成了开国之君。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何在呢？这与国家的各级管理阶层被地主垄断有关。皇帝可以抑制一些豪强，但他也不得不制造出另一批豪强。在地主垄断政权的情形下，国家资源的分配自然向地主倾斜，这还是明的；暗的如大官僚、大地主非法侵渔国家、百姓，法律也拿他们没办法。如在明朝晚期，官僚搭船不但不用钱，反可以得一笔保护费。何以？因为有官僚乘搭，船家就可以官船的名义省去很多税负。历史上王朝中期的改革多不成功，原因就在于当改革侵犯到了地主阶层的整体利益时，政策就很难落实，有的政策有时反被用作鱼肉百姓的最新工具，如王安石式的改革等。所以，对豪强的抑制只有在开国不久的强势帝王领导下才能成功，而且也是由于当时豪强并非当权派的缘故。

当豪强地主大规模地侵犯百姓及国家利益的时候，国家的力量就会下降，而这时往往有外寇入侵，小民也有不少因力无力承担国家的加重税负而成流民，甚至为盗的；这时国家既要保卫国家，又要对内镇压，因而这时国家的负担反而变得十分沉重；而沉重的税负又只能加到国家所能控制的小民身上，这又促使小民或逃亡，或为盗，或投充为奴，这又削弱了国家力量。这样又形成了一个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个循环也是非至王朝灭亡不能解的。

当人口的自然增殖不能抑制的情形下，人口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终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当政权被地主阶层垄断的情形下，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最终也必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但正也是旧王朝在大规模战乱后的灭亡为新王朝奠定了基础。历史上鼎革之际的大规模战乱往往使国内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亡，这暂时打断了人口与土地之际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大规模战乱也扫荡了绝大多数豪强，从而也暂时打断了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的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被打断的情形下，新王朝可以在相对健康的基础上重新展开。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呈现王朝循环的全部奥秘所在。

黄炎培说的历史周期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啊

黄炎培这番话是在1945年参观延安之后对 *** 说的，原话大致是“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 *** 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

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他当时这番话的意思是告诫 *** 以史为鉴，找出一条新路来摆脱当权者渐渐腐化堕落，人民群起而反抗的怪圈。

至于例子实在太多了，自商鞅变法而兴自胡亥而忘的秦、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百年而终等等都是

从苏共亡党亡国20年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从全党全国角度讲。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为指导，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恩格斯说过这样两段名言，一是正面阐发：“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二是反面警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对于一个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理论太重要了。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党便涣散，政策便失误，思想便混乱，经济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便动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从另一角度来说，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行动。正确理论是革命的先导，错误理论是垮台灭亡的先导。重视理论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勇于、善于把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不断出现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

第二，必然始终坚持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党的领导。群众中的个体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永久站立在人民这块大地上，我们才能永久成为力大无比的英雄安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只有始终为了群众，我们党才能永不变质，永葆先进性，才可能长期执政。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加强监督。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主席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关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人负起责来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舍此别无它途。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惟其艰难，就是真正让人人负起责来的艰难。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

党和国家***多次强调发扬民主，要讲真话、实话、心里话。这就是要保障党员能够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党内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

只要是从党的利益和工作出发，就要允许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在党内真正形成敢说真话、畅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内团结，有利于行动的高度一致。那种压制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的。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两者不可偏废，更不能分离或对立，并应始终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惟有如此，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强国富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所阐发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循，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我们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及时进行改革，采取新的举措，以不断适应发展变化着的新形势。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种特有资源，这都需要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派，进行学习借鉴和引进；与此同时，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十分需要被介绍到世界上，并用我们的各种资源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通有无、互利合作。这就需要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坚持改革开放应是我们长期坚持不变的强国战略。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确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这就是方向道路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与自我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否则，就会如邓小平所说，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五，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高度警惕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阴谋。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西强我弱局面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因此，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巧实力。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新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软实力中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第六，必须始终坚持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忠诚的者的手中，始终高度重视培养一代又一代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也对其产生作用，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除此之外，每个特定的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它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和斯大林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尔巴乔夫这个特定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于苏联，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但是，必然往往通过偶然开辟道路。“这是因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苏共20大及其以后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个时候不出戈尔巴乔夫，也必然会有其它的替代者出现。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历史的逆流，则会推拥出逆动的人物。

其实，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领袖式人物，都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代表。按照的定义，阶级及阶层，主要是指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的概念。任何社会的阶级及阶层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及阶层一旦形成，对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则必然产生反作用。任何剥削阶级及其阶层一旦形成，则必然企图进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甚至企图终结和固化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及其代表人物，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要最终在苏联消产主义的动机，决不是其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所决定的。

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阵，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反复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逆历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

这也又一次说明了同志“ 强调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的远见和正确，说明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的远见和正确，说明了“在体制与人的关系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的深刻道理。

第七、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反对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军队自产生以来，就与国家紧密联系一起。军队是重要组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队是国家的，具有国家性质。而军队国家化却把我军从属于党、国家、人民性质割裂、对立起来。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军队国家化”为幌子，是要党交出军队，其本质就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少数人的军队”。

从党员干部角度讲。第一、一定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我们所说的理想信念，是指不单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盛时，更要在其十分困难时，看到它的生命力，看到它必然的发展趋势和光明的前途。对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种精神动力。什么是信仰？信仰决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和理论。它是被一种理论所征服，并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依然自觉自愿、斗志昂扬、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去为之奋斗，这才叫信仰。

苏东剧变后，针对失败的论调，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惊惶失措，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的人会多起来的”，这才叫信仰。有没有信仰，大不一样。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失去了这一信仰，极有可能害人害己。近些年，不少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在受到党纪国法处理时，几乎都痛哭流涕反省说，自己放松了学习，丧失了对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是根本的缘由。

实践证明，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处于高潮时，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往往估计不足，急于求成甚至盲目乐观；反之，则往往容易信心不足，悲观失望。这就需要认真学习基本理论，真正认清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千万不要以为过时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已经步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根本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我们坚信，世界各国人民将在无比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姿多彩的经验教训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在2050年前后，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

第二、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与。人生不过两件大事，一是认识世界，二是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前提。这就必须加强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认真学习，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现在，各种出版物斑剥陆离。因此，读书要有选择。主要是读好书，同时也要读点坏书、坏文章；不读点坏书、坏文章，好书、好文章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因此，对比着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读书方法，不可不用。读书时，要坚决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牢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要带着问题和挑剔的目光读；要从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不断变化着的时代和国情出发，不断与时俱进，始终勇于创新。

第三、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认真关注、深入思考重大问题。我国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是人人起来负责。关注思考国内外大事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位公民，中国***每一位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决不是极少数的专利。

在国际上有四大战略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目前尚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二是西亚、北非局势的走向和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三是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和核辐射后的战略走向；四是俄罗斯今后的战略走向。

第四、认真改造世界观。十七大报告中说：“坚持用发展着的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有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一个人毕生的巨大财富。我们并不一味反对考虑个人利益，但切不可过分。私心太重了，也缺少朋友；患得患失，就可能整天惴惴不安；尤其是做了点违规违法的事，更会时时提心吊胆，担心东窗事发。仅从个人私利角度讲，月朗风清之时，无诈无愧，也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

我们要有历史的责任感。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如同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让我们牢记苏联亡党亡国深刻教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周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为什么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加强党的领导?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党的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需要深刻领会党的执政能力定义所蕴含的五个关系：

一是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制度条件下，党的领导是执政的政治前提，执政是党的领导地位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必然体现。但是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并不是以党组织的名义号令社会成员，而是以国家和公共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制定和执行全社会的共同规则——宪法与法律，来从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活动。

二是执政能力与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三是执政能力与领导制度、领导方式的关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但要着眼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还要重视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这包括理顺党政关系，实现党政关系规范化；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等等。

四是执政能力与党制定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关系。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善于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和创新。

五是执政能力与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自身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系。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呼唤我们不断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坚强保证。而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又要不断提高我们党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的能力，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能力，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以及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一句话，就是提高有效治党治国治军的本领。

2．为什么说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

首先，从党执政以后的全部活动来看，党的最根本的实践活动都是围绕着执政展开的，都是围绕着提高执政水平、巩固执政地位来进行的。无论是改革发展稳定也好，治党治国治军也好，内政外交国防也好，都要求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同时又检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其次，从党执政以后的自身建设来看，执政能力建设既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对党的各方面建设起牵头管总作用的。执政使我们党的历史方位、中心任务、党群关系、领导方式以及思想意识功能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来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也因此，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当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上来。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这就是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和自身建设伟大工程中要始终加以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

第三，世界上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沉痛教训告诫我们，执政能力建设是决定执政党生存亡的一项根本建设。上个世纪末，苏联、东欧国家的***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一是执政能力不强，没有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没有根据执政条件的变化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没有取得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执政成果。再一个是不能正确行使权力，执政党党内的腐败因素不断滋生和蔓延，导致党严重脱离群众，以至于人心向背发生根本变化，最后被群众所抛弃。我们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就是要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就是要避免人亡政息，就是要让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既永不变色又充满活力，就是既要让卫星上天又要让红旗高扬。

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坚持依法执政、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的改变而改变，不因***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正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党***民制定的，遵守宪法和法律与坚持党的领导、服从人民利益是完全统一的。邓小平同志曾明确要求：“……党委领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效、有效。没有立法以前，只能按政策办事，法立了以后，就要坚决按法律办事。”

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写入党章。这些要求都充分表明，任何削弱宪法和法律权威、损害宪法和法律尊严的行为是坚决不能容许的。

（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党的依法执政能力，不仅表现在党自身遵守宪法和法律上，还表现在党所领导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上。党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各项工作都纳入法治轨道，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近年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特别是依法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决定》对此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理顺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二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司法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三是加强司法队伍建设，保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

为什么必须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执政能力是我们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执政能力建设既是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对党的各方面建设起牵头管总作用的。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点，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成效，最终都要体现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另一方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又必须贯穿于党的各方面建设之中。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是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各个环节中去。特别是要从严抓好对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二是必须紧密联系治国理政的实践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现阶段，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加强党的建设，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善于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切实解决党的执政能力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是必须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按照《决定》的要求，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不断提高理论水平。要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关键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同时，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大力发展党内民主，维护中央权威，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

论述为什么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如题 谢谢了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生命”二字，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反映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立身之本、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立身之本。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之一。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早在1945年的延安，就与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探讨了民主问题。黄炎培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是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之所以胸有成竹，因为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篇著作中，已有了以人民民主治理天下的美好展望和具体规划。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民主表现为人民当家作主，这也是人民民主的本质所在，体现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诉求，是整个社会的民心所向，也是凝聚民心、民气的重要平台。在发展的过程中，人民民主的基础性地位越来越突出，成为社会主义的立身之本。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之基。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统筹兼顾的发展。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人民民主能够有效集思广益，实现科学决策，促进科学发展。人民民主有效保证和落实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权利，具有促进各方协商和有序博弈，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的重要功能，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人民民主能够有效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来界定“人的解放”，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条件下，才有实现的可能。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活力之源。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社会。发展人民民主，能够在全党、全社会形成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和求真务实的风气，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才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充分表达新见解、新观点、新思想，从而形成既有统一意志又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面。发展人民民主，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利益表达机制、对话协调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能够有效减少社会矛盾和摩擦，降低社会运作的成本，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智慧集中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意志凝聚起来，形成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合力。发展人民民主，意味着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能够充分激发全社会全民族的创造活力。（尹正达）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