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猖狂-阮籍佯狂避世

1.魏晋名士的特点是重声誉、重细节,同时也讲究容止。()

2.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赏析

3.张翰原文_翻译及赏析

4.竹林七贤| 向秀：隐居在江湖

5.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是谁？

魏晋名士的特点是重声誉、重细节,同时也讲究容止。()

魏晋名士的特点是重声誉、重细节，同时也讲究容止。这一说话是正确的。

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竹林七贤是指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

魏晋时期七位名士：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辉县市西南三十公里处吴村镇境内，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赏析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共同主题是赞美从弟李之遥，而讽刺势利小人，从而反映出世道交恶，贤者被弃，佞臣得势，道德友情沦丧，一切均以势利为轴心和转移。李白身受其害，故借赠诗抒感概。第一首诗写完之后，犹未尽意，故又以第二首补足之。两首诗呈现出不同的描写重点，然而又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完整艺术整体。

第一首基本是以七言为主的古体诗，全诗三十二句，可分三个大段落。

第一段共八句，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开端的五言四句为第一个层次，直叙少年不得意，潦倒而无安居生活之业。愿意追随古代任公子之后，投钓东海，钓得能吞进舟船的巨鱼，以饱天下之人，而不作追逐功名利禄之徒。任公子是《芪子》一书中所引用的寓言人物：任公子作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蹉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_，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饱）若鱼者。这四句五字句，一气贯下，借用郦生与任公子的两个典，说明自己志在济世任侠，然而却失意落魄。因而欲步任公子后尘，鄙弃名利，听任自然，相信自己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创主唐代的任氏之风俗。这就使李白少年时的形象与精神，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暗含着理想与志向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坚持理想志向，而绝不作势利小人，保持淳美的人性本色。体现着世不容己，己也弃世。他在《古风》（其十三）诗中也表现了与此相似思想：“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暗示出失意落魄的主客观的原因，矛盾的双向性。接着诗人运用七言四句，由前面五言句式的音节短促与凝重，而转为音节舒缓与和平，抒写失意后的生活和行为。经常是饮酒抒忧，追逐徜徉，名山胜水，追求天真的人性美。从此逐渐使壮心与功名相分疏。这正像美好的兰花生在山谷中而不会遭人锄掉一样，保持着它的自然美；又正如围绕高山上端的白云，自由地翻卷与铺张。这四句是写入长安前的生活，暗示出以隐求仕，而不汲汲于功名。追求的是人性自由、适意生活的清真美，从名胜山水风景中吸取美的力量。兰生谷底是反用《三国志·蜀志·周群传》中“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典故，暗示出在朝廷，权贵是容不得贤人君子的。兰花是比况贤人君子的。例如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描写，比托贤人君子。贤人君子只有在山乡水国才有自己生存的天地，自由的王国。总之这八句诗是李白的自画像，自抒心志，真率自然，发自肺腑。为少年以后与入长安之前的李白作了评介，形神欲出。

全诗的第二段是从“汉家天子驰驷马”至“象床绮席黄金盘”，共十二句，每六句分为一小节，又为一层意思。这段诗的前六句是写李白被征召入京与谒见唐玄宗的隆重盛况。汉家天子是代指唐家天子唐玄宗，派御用的高车四马，像当年汉武帝迎接从蜀地来的司马相如一样，迎接李白。李白进入九重宫门，于金殿上拜谒当今圣君皇帝。皇帝龙颜笑逐颜开，天下人就像沐浴春风一样，受到皇恩的抚育。金殿里左右站班的大臣都高呼万岁，叩拜皇帝、祝贺皇帝征召了一位隐逸失意的贤材。这六句诗是铺陈叙述，但又重点突出，突出皇帝的重视。以赤车驷马相迎，龙颜高兴，群臣高呼万岁等细节，渲染气氛，烘托自己的形象的高贵，超卓拔群，荣耀至极。然而这仅是谒见初的情景。接着诗人又用六句，描绘自己供奉翰林的情景，皇帝垂青，自己大展英才。自己供奉宫内翰林院，执笔草拟皇帝的诏书，受到皇帝的不时注目，焕发出赏识的眼光。宫内藏书的麒麟秘阁威严高峻，自己在这皇帝秘阁中读书，接受皇帝询问，没有谁可以得到这种荣誉，恐怕连看到这高峻的麒麟阁都难。回忆当初承受皇帝恩惠时，进入了右银台门内的翰林院供奉，又独自在金銮殿上草拟皇帝文件。出宫门随侍皇帝，乘有雕饰精美的马蹬与镶白玉的马鞍的御马，在宫中坐的是皇家椅子，用的是皇家御用黄金盘。这六句诗是说明自己志大才高，得到皇帝的信任，满面春风。荣极一时，盛极一时，享受到人臣的极誉。这六句诗采用间接描写，从皇帝眼睛垂顾到环境的烘托，传神地状出自己内心活动和心境昂奋。这与第一段落魄失意的心境构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又是不慕名利，以高尚节行与大智大才，自然得到的荣誉。这无疑地是诗意发展、诗情的延伸。

全诗第三段是从“当时笑我微贱者”至“可见羊何共和之”也是十二句，每六句为一小节，为一层意思。前六句是写被逐出长安，饱尝世态炎凉冷暖之苦。诗人说：回想我在朝廷时，原来笑话我出身卑贱而白眼看我的人，现在却一反常态请求我接见，与我交朋友，欢聚在一起。可是当一个早晨我上表章，托病请求还山时，旧日与我交欢相知心的人，没有几个人了。门前送我以礼，随后即关紧门。这些人就是有势就交，无势就改，反复无常。这六句表面上是写自己失势前后的人情关系的变化，透视出势利小人的丑态与趋炎附势的卑鄙灵魂。反映出民族的传统淳朴美德，正被势利小人所践踏，世风浇薄，孕育着社会危机。鄙视、悲愤，感叹之情与探求人生的传统美德等交识在一起，很能感发人意。“当时”，“畴昔”，“今日”相钩连、六句诗意脉一贯，曲折相续，对比鲜明，个性突出。后六句扣题，赞美从弟李之遥始终如一的交情。诗人对他说：对比之下，你的友情如山岳一样始终如一而心不改变，如云雾随着高山一样迷失掉它的所作所为，你不为邪恶云雾所动。云雾是象征着社会炎凉世态，邪恶势力。你与我之间情谊，如当年谢灵运与谢惠连兄弟间关系，才情相用。由此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梦得‘池塘生春草’”这首诗的价值。随着社会阅历之深，而不断地增长它的价值。别后，希望你看到这从遥远地传递去的我的诗篇，也能像谢灵运登临海峤赋诗寄给他的族弟谢惠连一样，和像羊_之，何长瑜一样的诗友相互唱和。前两句用比喻象征，描绘友情淳真。后四句用典故，谢灵运赏识他从弟惠连之才，相互切磋切琢。当他写《登池上楼》诗时，于梦中见到谢惠连而忽然得到“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羊_之、何长瑜是谢灵运的诗友，谢灵运又作《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一诗。李白用典比况自己与李之遥兄弟情谊，知音友情。预想李之遥接到此诗，诗友共唱和，又颇感欣慰。第二段所引爆出的悲叹之情迅速转化为平和愉悦，为世上有知音的兄弟而自豪!于此结束全篇，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全诗看似平常，无动人的描写，又乏雕饰词句。章法自然，以情运思，构成了失意——得意——失意——的意脉，于平易中数见曲折，自然天成。

全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看似竹筒倒豆，事无巨细，倾泄而出；实则匠心独运，以客观环境与人物描写，兼巧用典故，从今昔对比中，以刻画自己的心象，从两种对立的人格中，歌颂淳朴清真的人格美，以自己与从弟之遥当之。反衬与贬抑势利小人的丑恶人格及其卑鄙的灵魂。进而透视出世风浇薄，贤者被弃的社会悲剧，表现盛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这种平易自然，亲切感人，于不见技法中，悟出社会人生的道理，非常深刻。

其二诗则转笔重点写李之遥。宋本《李太白文集》在此诗题自注：“时因饮酒过度贬武陵，后诗故赠。”全诗由此生发，刻画李之遥的性格与形象，及其被贬的原因和诗人评价。在组诗结构上是对前诗作重要的补叙，使李之遥形象光彩照人，与李白正好如一对玉人，相映相衬，天真淳美，然而却都不容于世。

全诗八句，前四句为一个层次，后四句又为一个层次，意脉绵密，严整无痕。

前四句写李之遥思想与性格，作者并不直接述出，而是采用以古托今的笔法，在古今人相映衬中，托出南平太守李之遥如魏晋初的大诗人阮籍，不满意朝臣的倾轧与司马氏诛杀异己，而以酒浇愁，冷眼注视现实，佯狂处世。淳美人性，托之于美酒，而无意于功名利禄，不以专城的郡守职务为重。这与魏晋时的阮籍是十分相似的，故诗人说今古两步兵。阮籍拜东平相，不以政事为务，沉醉日多。听说步兵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这四句以古今对比手法，既刻画李之遥的形象与性格，也暗喻伤酒而被贬。伤酒又如阮籍不满意现实，而又无力挽狂澜，以酒消忧。开端两句平平叙出，但却拓展时空，今古相接，比之单写李之遥却有较丰富的意蕴，赞美之情是今亦是古，今古相重，凝重浓厚。

后四句一转，写李之遥因不顾专城，只爱酒，而被贬武陵。使诗人联想陶潜所写的《桃花记源并诗》，于是就化用这一典故，铸成后四句的美好诗意。诗人说：你去的武陵，就是晋大诗人陶潜所写的桃花源，不知你今后要到这里多少地方寻找桃花源世界。那里的避世乱的秦人，像故旧的相识，出门笑脸相迎你。这四句诗再用陶潜理想与人格托喻李之遥，再次渲染他的人格美，追求理想社会境界。这一用典使李之遥形象增加了光辉。更可贵的是使典故内容与诗意融合无间，塑造一个优美的社会环境。自然美、人情美异于冷峻的现实。注入了诗人的浪漫理想，然而它又植根于现实，并非空中楼阁，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即。

这首诗热情洋溢，气贯全诗，逐层蓄积，赞美，回护，预测，构成感情的流程，心潮逐浪高。古今未来时空相续，关心体贴挚爱之情，无以附加。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不深思就体味不到这种深邃的情思。

这两首诗一长一短，看似不相称，实则各自得体，各尽所职，言近旨远，相得益彰，俱为精品。可参读《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以对此诗有更深刻的理解。

张翰原文_翻译及赏析

张翰，西晋文学家，字季鹰，父亲是三国孙吴的大鸿胪张俨。吴郡吴县（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葬于芦墟二十九都南役圩。张翰性格放纵不拘，时人比之为阮籍，号“江东步兵”。齐王执政，辟为大司马东曹掾，见祸乱方兴，以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为由辞官而归。 张翰 生平

张翰字季鹰，西晋著名文学家，吴江莘塔人氏，晋惠帝太安元年 (302 年 ) 官至大司马东曹掾，父亲是三国孙吴的大鸿胪张俨。张俨后不久，东吴就被西晋所灭，作为亡国之人的张翰虽然有才华，善于写文章，但是身受亡国之痛，佯狂避世，不愿意受礼法约束，恃才放旷，很像曹魏时放荡不羁的阮籍，因为阮籍曾经担任过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所以当时人就称张翰为“江东步兵”。

后人评价

后人对张翰评价颇高，宋代苏东坡有诗赞美张翰曰：“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几早，直为鲈鱼也自贤。”明陆树声的《长水日抄》对张翰身后名和当世名的看法也颇表赞同。清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卷五对张翰、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有比较中肯的分析。

墓址

其墓葬何处，曾有争议。

清康熙屈运隆编纂的《吴江县志》 (1685 年 ) 说：“晋东曹掾张翰墓在二十九都南役圩”。乾隆十二年 *** 等人编纂的《吴江县志》 (1747 年 ) 说：“按《吴地记》云：张翰葬横山东五里。《吴郡图经续纪》云：张翰葬横山东五里，坟亡。《姑苏志》《吴县志》皆因之。则翰墓有确证，不可假托。”后出的乾隆县志不同意康熙县志的说法。

《吴地记》虽然是最早的地情书。但此书“非一人一时之作，为后世重辑之残本”，“有他人之作窜入”。张心澄《伪书通考》称其书“伪窜”。因此该书仅几个字的含糊记述令人生疑。至于后面三本志书是“皆因之”，更难以使后人信服。

清初长洲学者张大纯实地调查后，在《三吴采风类记》中明确记载张翰墓在二十九都二图南役圩，并作《过季鹰墓感赋》：

弭节江干日已晡，季鹰高节冠东吴。宦情落落空千载，墓草青青傍五湖。

杯酒生前轻将相，秋风身后重莼鲈。只今势利滔滔是，过此还应愧汗无？

与 *** 同时代的北芦墟人沈刚中在其《分湖志》 (1747 年 ) 中记述：“南役圩有古墓，无封植树。民指为翰墓”。以后，嘉庆年间 (1800 年前后 ) ，该地曾有张翰墓碑出土，惜字迹模糊。同治九年 (1870 年 ) 吴江知县黎庶昌重修张翰墓并立石。

1958 年 11 月 11 日 ，吴江县文教局派员查明：位于莘塔公社东联大队南役圩南端的张翰墓占地 50 平方米，封土高 1.5 米 ，墓西约 40 米 处的敬信庵曾供奉张翰的神位。墓碑和木神位已于去冬今春毁掉。当时建立三人保管小组，插牌明示。

张翰的诗文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魏晋·张翰《思吴江歌》

思吴江歌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古诗三百首 ， 秋天思归

竹林七贤| 向秀：隐居在江湖

1

向秀和嵇康的故事就像是伯牙和子期的翻版。

只是，在伯牙和子期的故事里，先离开的是能听懂伯牙琴声的子期。而在向秀和嵇康的故事里，先离开的却是天才琴师嵇康。

在伯牙和子期的故事里，子期，伯牙遂不复鼓琴，留下了伯牙绝弦的典故。

高山流水遇知音，没有了子期，伯牙的琴声还有什么意义呢？世间再没有他的知音了。

向秀恰好也字子期，他当年是嵇康的铁粉，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嵇康身边。嵇康好打铁，他就在一旁鼓风；嵇康要浇花，那他就帮忙提着水桶。嵇康弹琴，他是最认真的听众。

可是子期还在，伯牙去哪儿了呢？

景元三年的秋天，嵇康在洛阳东市被杀，在此之前，他留下了世间最后的广陵散。

他说，广陵散于今绝矣。

对于世人来说，广陵散没有失传，它将会世代流传下去。可是对于向秀来说，没有嵇康的广陵散还能叫广陵散吗？

世间，再无广陵散。世间，也再无嵇康。那个叫嵇康的人曾经用琴声带给他希望，也给他多年苦苦思索的问题的答案，可如今他再也听不到当年的琴声了。

嵇康曾是他的信仰。嵇康对他来说就像一道光。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得见。所以他拼命追随，想要抓住那道光，仿佛只要抓住它，就能找到希望。

可如今，现实就像一桶冰冷的水，毫不留情地浇在他的头上，让他一下子清醒过来：那束曾经在漫漫黑夜里给他指引方向的光已经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黑夜。

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让他彷徨无助，那一瞬间，他似乎明白了好朋友阮籍在走到路的尽头时候的悲伤，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对于阮籍来说，难过，就要大声的哭出来，让世人都知道。但是对向秀来说，哭似乎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哭完了，还是得站起来面对现实。所以他把悲伤藏进心里。

他发现自己似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活成那个当初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活得那么卑微、那么懦弱。

嵇康后，他接受了朝廷的征召，进入了司马昭的朝廷。这也意味着，他最终走上了与嵇康截然相反的一条道路。可是他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和嵇康一块，要么站在朝廷这一边。

他是看着嵇康如何惨的，他不想再重蹈覆辙。

2

向秀入朝的时候，司马昭问他：“你不是素来想做像巢父、许由那样的隐士吗？怎么跑到我这来了？”

向秀答：“巢父、许由不过是狂人罢了，没什么好羡慕的。”

巢父、许由曾是他最羡慕的人，可现在为了活命，向秀也只能把他们说得不值一提了。

向秀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这样卑微的活着，这样违背自己良心的回答，这样虚假的伪装，都不是他想活成的样子。

但是为了活下去，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在这样的乱世中，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名士被大规模地屠杀，正始十年他已经亲眼目睹过一次了。最好的朋友嵇康又在自己的眼前。

向秀已经没有对抗朝廷的勇气了。

嵇康在生命和道义之间选择了道义，做了一个殉道者。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嵇康的勇气。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像嵇康的朋友阮籍，为了活下去不惜装疯卖傻，还天天喝得烂醉。

像被嵇康“绝交”的山涛，为了在司马家的朝廷做官，活得十分卑微，甚至有点低三下四。

向秀的情况比山涛也好不到哪儿去。当他亲口对司马昭说出那句违心的话的时候，他就已经放弃了作为名士的尊严—那是嵇康身上最闪耀的东西，向秀也曾苦苦追寻，但是为了活着，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嵇康后，向秀又活了十年。

十年间，他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什么才是最好的活法？

他曾经也有过一个模糊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在经历了嵇康和吕安的亡后变的越发的清晰。

他的好朋友，不管是嵇康、阮籍还是山涛都有各自的活法。而他的活法，虽然有跟他们类似的地方，但是到底还是不同的。

有一次向秀经过嵇康在山阳的旧居，此时天色已晚，凄清的笛声传入向秀的耳中。他不禁悲从中来，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他回忆起了当年他和嵇康、吕安一起灌园的时光，还有那天嵇康和吕安一起被送上刑台的场景，一幕幕回忆就像是**，栩栩如生地在他的脑海中放映。

他想起了当年他和嵇康关于养生的辩论。嵇康持的是少私寡欲、不食五谷的道家思想。嵇康本身的养生观念也类似修仙，不食人间烟火，不沾染尘世欲望。

而向秀则结合了儒家的观点，认为不应该彻底摒弃俗世欲望，而应该合理的约束它。他认为“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当节之以礼耳。”

向秀强调“自然之理”，指出人的基本欲望是天生的，符合自然的，只要做到“节之以礼”就可以了。

后来朱熹也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可王阳明却说“天理即是人欲”，与向秀嵇康的辩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起“天理与人欲”之辩，向秀与嵇康之间的辩论则是“名教与自然”之辩。这是困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大命题。

“名教”中的“名”指名分，而“教”指的是教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

司马光这一段描写指出了名教政治的核心：通过礼、分、名来确立纲纪伦理，君臣上下的阶级制度。

魏晋时的名教政治除了有强大的阶级统治之外，还对人们的行为有严格的约束，这就是所谓的“礼法”。礼法不仅确立了上下尊卑的关系，同时也约束着人们日常的行为规范。

然而这样的名教政治虽然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却遭到了追求自由和超脱的名士阶层的集体反抗。

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向秀的至交好友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彻底地站在了名教政治的对立面，追求一个绝对自然、绝对自由的境界。

这样的嵇康，是为世所不容的。所以嵇康纵身一跃，跳入了那个无尽的亡深渊。也许脱离了司马家的恐怖政治，他会更幸福。

向秀的另外一个好友阮籍则没有嵇康那么决绝。

阮籍一边向往着自然，一边又不得不屈从名教，使得他在名教与自然中苦苦挣扎。于是他佯狂避世，既是对礼法的嘲讽，也是对现实的无奈。于是就有了他在末路的嚎啕大哭，有了半夜睡不着写出来的咏怀诗，有了他那连醉六十天的纪录。于是在嵇康去的第二年，他也默默的走了。可是直到，他都没能从名教与自然的冲突中挣脱出来。

向秀看着嵇康和阮籍一个个离他而去，心里是藏不住的悲伤。

他还有一个朋友山涛。山涛在名教和自然的选择中果断选择了名教，站在了他朋友们的对立面。因为只有那样他才能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只有那样，他才能保护他的家人和伙伴。但是选择名教的代价就是放弃他作为名士的尊严，卑躬屈膝，左右逢源。甚至在外人看来，他活得就像一条狗。

4

向秀看见了朋友们的结局。这些在他看来都不是完美的结局。他在他们的结局里看到了太多的悲伤和无奈。而这些悲伤与无奈也属于向秀自己，和他的那个时代。

对于向秀来说，急剧的悲伤是大彻大悟的源泉。向秀就在悲伤之下开悟了：他找到了那个在他看来完美的答案，那个关于名教与自然的答案。他的答案是，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就像他之前说过的，“口思五味，目思五色” 都是“自然之理”，是应该被肯定的正当需求，但同时要“节之以礼”。这就是说在追求天性的同时也要有所约束。

追求天性是自然，而节之以礼则是名教。在名教与自然的统一中，向秀看见了他认为最好的活法：既遵循这个社会的规则，但同时又能够追求天性的自由。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名教与自然的统一，同时也是儒家和道家的统一，这都是向秀所独创的。结合了儒家的观点，向秀重新解释了庄子所说的“逍遥”。逍遥就是绝对的自由。但是向秀发现，这个绝对自由，其实并不绝对。

与之相比，向秀创造出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概念。大鸟有大鸟的自由，而小鸟则有小鸟的自由。这取决与他们先天的能力。

对于大鹏鸟来说，翱翔在天地之间是它的自由，但是对于小金丝雀来说，在鸟笼里伸展一下翅膀，转个身，也是自由。向秀说，只要“各任其性”“各当其分”就是逍遥。对他来说，逍遥就是本性的满足，只要满足了各自的天性，那就是逍遥。在这个角度来说，大鹏鸟和金丝雀都能够达到逍遥的境界。

如果把嵇康比作那只大鸟，向秀比作那只小鸟，也是恰当的。嵇康追求绝对的自由，不要任何的束缚，只要纵情任性，任心而行。他做到了，所以他就是那只在天地间翱翔的大鹏鸟。

而向秀和大多数人一样，做不了那只大鸟，只能做一只被困在鸟笼里的金丝雀。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地伸展自己的翅膀。可是对向秀而言，这就是逍遥，这就已经足够。

5

向秀可以说是无意间开辟了文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的一代先河。他在名教与自然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点。

从此，向往自由的名士也可以在朝堂里做官，而在朝堂里做官的人也可以适时地隐退。在隐居和出仕之间不再有像之前那样泾渭分明的界限。

其实，不只是名教与自然的冲突，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冲突在向秀这都得到了很好的和解。在向秀这里，困扰了一代人的问题似乎就此落下了序幕。

之后的人读到向秀的《庄子注》时无不感到“超然心悟”。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来自于向秀对困扰一代人的矛盾作出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他之后的人们不再会被那个问题困扰，所以他们在做官与隐居之间更有转圜的余地，在进与退之间更加如鱼得水，这些都得感谢向秀。

关于向秀在朝中的状态，《晋书》只留下了九个字：“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大侠一样，在功成名就之后，不见了踪影。或许留下了些蛛丝马迹，告诉人们，他还在，只是不会理会江湖中事了。

有道是“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或许在向秀看来，真正的隐居是在朝堂上。不过，他虽然人在朝堂，但也就是挂个名，留下一点痕迹。

他像一个大侠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们可以看见他留下的足迹，可是却找不到他的踪影。他就这样在江湖中隐居了。

他知道，多年后，人们会记住一个叫向秀的人，他曾经来过。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是谁？

　竹林七贤是中国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七人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是谁？

　竹林七贤是谁

　竹林七贤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