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的述史-公正记事秉笔直书

1.求关于春秋时期鲁国和齐国的一些名人名将的信息~~

2.《史记》是谁写的？

3.谈谈对史记的看法

4.请问谁知道《史记》的《世家》一共用多少本？

5.司马迁的资料

6.《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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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

鲁国是周朝诸侯国之一，鲁国的第一代国君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都城曲阜，在泰山以南，略有今山东省南部，兼涉河南、江苏、安徽三省之一隅。

伯禽下传九代到武公九年时，鲁国发生变故，直到后来周宣王立鲁孝公为止。孝公下传两代到隐公、桓公时，鲁国再次发生政变。桓公之后到鲁庄公时期，鲁国多次与齐国发生战争。庄公儿子愍公、厘公时期，鲁发生庆父之乱。厘公下传两代到宣公时，襄仲杀嫡立庶，从此三桓强盛。宣公下传三代到昭公时期，三桓发兵攻击鲁君，鲁国公室从此名存实亡。昭公之后的定公、哀公都是被三桓逼到国外流亡去的。鲁悼公以后鲁国渐渐衰落，到第33位国君顷公二十四年（前249年）是，鲁国被楚国灭亡。

1(左丘明)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双目失明，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谓在其前。相传《左传》为其所著，又传《国语》亦出其手。

2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3 芦衣顺母

闵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渊并称。

他生母早，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却给他穿用芦花做的"棉衣"。一天，父亲出门，闵损牵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落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芦花随着打破的衣缝飞了出来，父亲方知闵损受到虐待。父亲返回家，要休逐后妻。闵损跪求父亲饶恕继母，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悔恨知错，从此对待他如亲子。

4百里负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顺。早年家中贫穷，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饭食，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后，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国去，随从的车马有百乘之众，所积的粮食有万钟之多。坐在垒叠的锦褥上，吃着丰盛的筵席，他常常怀念双亲，慨叹说："即使我想吃野菜，为父母亲去负米，哪里能够再得呢？"孔子赞扬说："你侍奉父母，可以说是生时尽力，后思念哪！"（《孔子家语·致思》）

5 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6

公孙仪：《史记·循吏列传》作公仪休，春秋时鲁穆公的相

鲁国宰相公仪休非常喜欢吃鱼，有一天，公仪休正和他的学生交谈，有人送来两条鲜活的大鲤鱼，公仪休婉言谢绝了。他的学生不解地问："老师，您不是很喜欢吃鱼吗？现在有人送鱼来，您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答道："正因为喜欢吃鱼，所以才不能收人家的鱼，如果我收了人家的鱼，那就要照人家的意思办事，这样就难免要违反国家的法律，如果犯了法，成了罪人，还能吃得上鱼吗？现在想吃鱼就自己买，不是一直有鱼吃吗？" 公仪休的这番话朴实直白，却发人深省。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公仪休便是楷模。

7 鲍叔牙(生卒不详) 鲁国平阳(今新泰市汶南镇鲍庄)人，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善任著称。

8颜子(前521～前490)春秋末年鲁国人，孔子最赏识的弟子。名回，字子渊，品行卓冠群科。早卒，孔子极悲恸。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复圣”。

9鲁班 公输氏，名般，亦作班、盘，春秋时鲁国人。我国古代著名建筑工匠，后世建筑工匠、木匠尊为“祖师”。

颜回 闵损 冉雍 冉耕 冉求 言偃 宰予 仲由 端木赐商 公冶长 曾□ 颛孙师 颜高 巽□ 蘧瑗 公西赤 司马牛

齐国：

今山东省东北部，面临大海，是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尚（姜太公）的封国。都城设在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1管仲（本人不是齐国人，在齐国做官，卫国人）

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颍上县人。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2晏婴，又称晏子，字仲，谥平，春秋时齐国夷维(山东高密)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00年。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是继管仲之后，齐国的名相，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3越石父不领赎身情

越石父：春秋时齐国人。是个贤才，正在囚禁之中。晏子外出，在路上遇到他，就解开乘车左边的马，把他赎出来，用车拉回家。晏子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走进内室，过了好久没出来，越石父就请求与晏子绝交。晏子大吃一惊，匆忙整理好衣帽道歉说：“我即使说不上善良宽厚，也总算帮助您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绝交呢？”越石父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到委屈而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意志就会得到伸张。当我在囚禁之中，那些人不了解我。你既然已受到感动而醒悟，把我赎买出来，这就是了解我；了解我却不能以礼相待，还不如在囚禁之中”。于是晏子就请他进屋待为贵宾。

4

司马穰苴 春秋时齐国大夫，军事家。田氏，名穰苴。官司马，深通兵法，曾击退晋燕军队。战国时齐威王整理古司马兵法，将他的兵法附其中，称《司马穰苴兵法》。

5孙子，姓孙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

他祖父田书公元前523年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并把乐安（即今山东惠民县）封为采邑之地，于是全家徙至封地定居下来。

公元前515年因避齐乱奔吴，至吴王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经其好友伍子胥推荐将其所著《孙子兵法》二三篇献给吴王，并在吴宫教战，实践了兵法之妙，被拜为将军，辅佐吴王，经军治国，联合唐、蔡二国于公元前506年，孙武与伍子胥、伯喜否一起，率兵三万，经过五次大战，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城，消灭楚军20余万，首创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史称：“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伏越人，名显诸侯。”而后因吴王夫差荒*无度，辞官隐居而殁。

6王子城父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名将，在齐桓公时期，王子城父是齐国的五杰之一，任大司马，掌管行军作战之事。

7齐桓公

《史记》是谁写的？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司马迁?（西汉时期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谈谈对史记的看法

《史记》无论是对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在史学界开纪传体之先河，让人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还有司马迁在考证时的严谨性和纂写时的公正性，都对后世史学者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于是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史记》的史学精神对史学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史学精神，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实录精神、批判精神、人文精神，其中实录精神是最具影响的。所谓“实录”，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写实、大胆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记载正史官书所不肯收录的下层人物都是实录精神的集中体现。《史记》的实录精神明辨是非善恶，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更深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史记》的文学界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首先，《史记》的求实求真的创作精神和批判精神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史记》真正做到了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

其次，《史记》渗透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再次，《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都为后代散文家所效法、学习。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一、它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如《项羽本纪》中“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刻画出了项羽的强悍卤直。又如《高祖本纪》中“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诈。二、善于引用民谣和谚语，如：《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极富表现力。

最后，《史记》对后世小说和戏曲产生了一定影响。《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史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典型化的细节、借助个性化语言、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利用尖锐的矛盾冲突等基本手法的运用对小说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另外，《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也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像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请问谁知道《史记》的《世家》一共用多少本？

世家共30卷，分别是

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司马迁的资料

司马迁和《史记》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在表现时代意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两者在思想、艺术方面处于同样高度。作为宫廷文学侍从的司马相如为迎合君主趣味而写作的赋，与虽作为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的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两者之间不言而喻存在显著差别。《史记》不仅具有雄伟的气魄，而且反映出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对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压迫，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这些是汉赋不可能具有的。事实上，《史记》不仅是汉代最伟大的著作，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少数几部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司马迁的生平和他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①。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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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以前，历史著作都带有资料汇编和整理的性质，作者大都不明，难以说是由某个个人独力完成的：诸子书实际也是各个学派文献的汇编，并非由学派的开创者单独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独立成篇的。

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空间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够把《史记》看成是单纯的史实记录，它在史学上、文学上以及哲学上，都具有极高的成就。

《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今传《史记》中一部分是后人补缀的）。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作《史记》的？这也是理解《史记》的关键之一。

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确立君主个人绝对权威前，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个贵族集团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义务和权利。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鄙视有加，但他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扩大地说，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

时代赋予司马迁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广泛的游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残酷的命运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在这部伟大的《史记》中，又表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的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说，《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著作。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过去的历史著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于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们看到在《史记》中，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又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以前及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见如此众多类型的人物，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一种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态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司马迁还进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他并不否定道义的力量，也表彰了许多信守“仁义”的君子，甚至在这方面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确实认识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质欲望、追求生活满足的要求，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在《货殖列传》中，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多方面事实，证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他把壮士勇于战斗、闾巷少年劫财盗墓、歌妓舞女出卖色相、渔夫猎人冲风冒雪、赌徒彼此争胜、医师方技之人苦心钻研、农工商贾的各项经营，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贿赂，各种不畏苦不惧的行为，全部归结为是追求财富、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尽管这样并列的叙述使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其中终究有善恩顺逆之别），但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就认识到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才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潜在动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司马迁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实际成就，而不是获得何种名位。项羽未尝称帝，但一段时期中实为天下之主，《史记》中便立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后，是《吕太后本纪》，而没有“孝惠本纪”，因为惠帝虽有皇帝的名义，其实只是傀儡。在这里，司马迁丝毫没有孔子“正名分”的热情。《史记·太史公自序》宣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赞赏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时屈辱的人。譬如韩信不耻过胯，曾经勇冠三军的季布甘为奴隶，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里面，也包涵着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不的人生体验吧。

在《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伦理评价标准和褒贬意识的。但它的标准并不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原则或世俗的道德意识，也不是狭隘单一的。甚至，前后之间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齐列传》歌颂了二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仲列传》却又赞美起先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不肯殉节、从囚牢里出来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游侠对社会统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司马迁是明白指出了的，却不妨赞扬他们重然诺轻生的义风。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了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因为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他看到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地描写，不简单地一笔抹杀之。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大，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而区别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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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

《史记》

纪传体史书

《史记》

《史记》，原来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既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共三千余年的历史。

司马迁（约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十岁左右开始接受教育，曾先后跟随大儒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他的思想既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带有黄老之学的因素。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曾想撰写一部表彰“明主贤君，忠臣义”的史书，但未成而终。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那年，子承父业，继为太史令，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撰写《史记》，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才告完成。

《史记》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是全书的纲领，它以时间为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和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先秦的部分篇章按朝代成篇（如《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秦汉部分则按帝王人物成篇（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等）。年份可考者则分年，年份不可考者则分代。

“表”由司马迁首创，以表格形式记载诸侯王的历代大事，简明排列世系、人物和事件。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以及年表（如（《六国年表》），脉络清晰。

“书”指“八书”：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记载了这些典章制度以及沿革。内容涉及历代礼乐、社会经济、天文律历、河渠地理等。司马迁认为这是经国大政，故列专题载述。

“世家”记载世袭王侯的史迹，兼及个别的着名人物（如《孔子世家》）。

“列传”以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为主，兼及四夷诸国的风土、事迹。“传”包括专传（一人一传，如《伍子胥列传》、《孟尝君列传》）、合传（两人或几人一传，如《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传》）、类传（一类人合传，如《儒林列传》）。专传、合传、类传又都列有附传，附传的作用相当于正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它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有的附传仅附其名，一般是载列子孙、亲友。

一、《史记》的特点

司马迁曾自言撰写《史记》是秉《春秋》之笔。不仅记载历史的事实，更希望编写一部贯通古今、内容广博、体例新颖的新史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1.得天独厚，准备充分，资料全面

司马迁成为名垂千古的史学家不是偶然的。在撰写《史记》之前，他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壮游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即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现实社会中去作实地考察，接触国家大一统的壮丽河山和各地百姓的生活习俗，观察山川形势，了解和搜寻古代、近代、当代的历史传说及各种史料，探访故老、遗迹，采集历史传闻，非常审慎地考辨史实，并且在实地的社会调查当中，厘清了许多历史资料。他自己把这次壮游称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太史公自序》）。

《史记》的问世还取决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和私家藏书条件。周朝时期，司马氏的祖上就历代为史官，是渊源久长的书香门第之家，虽中间失其史职，但家学余风犹存。司马昌、司马无泽相继在秦汉之际作京师官，家中藏有古文，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应该早有预防，所以司马谈才能够复兴家传绝学，使司马迁年十岁就能诵读古文。

另外，司马迁的家庭出身也为他的史记创作提供了先天的优势。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为战国时期的秦国名将。司马迁的先祖由晋入秦居少粱，处在秦晋、秦魏争雄的战场区，一直经受着战争暴风雨的洗礼，这使司马氏家族名将辈出。司马迁耳濡目染承传家学，所以记述战争有声有色。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赶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为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经、史、赋、传、子、骚、诏令、记功表册等。再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就已经为编写史书在材料上做了相当大的准备工作。司马迁自己说，写《史记》是“父子相继篡其业”。

2.五体结构，叙事灵活，史事真实

司马迁博采众古籍之长，创造性地在《史记》中利用五种体裁结构，营造出一部跨度三千年、包罗历史万象的伟大史书。以“本纪”记帝王，以“世家”记诸侯，以“列传”记臣民，以“十表”记大事的年月，以“八书”记述制度的沿革，这种完整的体例使得《史记》反映出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及人类历史的真相。《史记》的五种体例，各具笔法，分开来看，各体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备，在贯通历史发展线索方面，又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种体例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个整体。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包。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起凡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

立例又破例（所谓“立例”、“破例”是相对而言），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新精神的反映。无例，缺乏规范，必将使史实叙述流于杂乱无章。守成例，则不能曲尽丰富的历史内容，势必陷入呆板。所以，对立例、破例的灵活运用，是历史的客观需要。

《史记》尽管是以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为其主要分类，但在具体运用中又根据史实的性质而随时“破例”，可谓灵活多变、自由掌控。这种破例常用的是联络五体的“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为适应纪传五体的需要而创造的叙事方法，具体是将一个人的事迹、一件史事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彼此相补。这种叙事方法在《史记》中得到了纯熟运用，既具有史学功能，又具有文学价值。宋人苏询最早论及互见法。他说：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辨如郦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

“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既是对互见法的最简洁的概括，又是对其文学功能的充分揭示。李笠的《史记订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靳德俊的《史记释例》等书也都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基本上是从史学的角度揭示互见法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讲，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反映。它是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普遍的联系和对比，用最能体现人物、事件本质的东西来组织材料，突出重心，再将枝叶蔓延的材料互见于其他篇章。如本纪以五帝合为一纪，夏、商、周各一纪，项羽、汉高祖、吕后、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则一人一纪，这采取的是随时详近略远的原则。项羽、吕后都不是帝王，之所以被写入本纪，是因为二人对时局有重大影响，都曾经独尊一时，号令天下。世家也是同样的道理，本来是记载诸侯世系，但是陈涉、孔子都被写入了世家。曾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为例不纯”，或者说“自乱其例”，实际上这正是司马迁的独特的“史识”的体现。

3.创造了“太史公曰”的史论方式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也就是习惯上的序、赞、论，这是司马迁在史论方式上的独特创举。“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天文、地理、伦理、世俗、军事、人事等等。“太史公曰”的风格独特，或议论，或考证，或揭示，笔势纵横，语辞精练，义旨深微，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观点鲜明，直抒胸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司马迁的系统的历史学理论。对于所引用的典籍以及他人言辞，如《诗》、《书》、《论语》、诸子等，司马迁全部变换成他自己的语言。另外，为使评论生动性和通俗化，他还大量引用诗、歌谣以及民间的俚语俗谚。“太史公曰”的形式整齐，但又不乏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的完备体例，它分为序、赞、论三种形式——篇前序论，篇后赞论，以及夹叙夹议的论传。序论置于篇首，是大段的恢宏议论，主要集中在十表、八书及类传之中。因为十表、八书、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所以用序论作为贯通性的概括，这样就使文章上升到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高度。赞论都置于本纪、世家、列传的篇末。本纪、世家、列传是按序排列人物，赞论主要就用来褒贬评价人物。论传用来揭示义例，如《伯夷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天官书赞》以及《太史公自序》，集中表明述作意旨，是全书的总纲。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匠心独具。所谓灵活，是指整齐之中的变通，如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准》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等。尽管如此，就《史记》的所有论赞来讲，内容并非全是评论，有的叙述游历，有的补充史事，有的抒愤寄托。灵活的变体即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前面已论及，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均有破例，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4.坚持“通古今之变”的原则和方法

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坚持“变”以及“详今略古”、“详变略渐”（变革之时详细，升平之世简略）的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史记》的一百三十个篇章，贯穿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五帝三代两千多年的古代史中，只写了五帝、夏、殷、周、秦五个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个年表，伯夷、管晏、老子韩非、司马攘苴、孙子、伍子胥、仲尼弟子等七个人物列传，共十四篇。兼及古代史的篇目有书七篇，世家十二篇，以及五个民族史传。写古代史的篇目，共计为三十四篇，十万余字。可是，仅仅百余年的汉史却占了六十二个专篇，兼及汉史的还有十三篇，总计七十五篇，篇章超过了大半。《史记》对四个阶段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记录：1.西周建国时期；2.整个战国时期；3.秦汉变革之际；4.武帝建元、元封时期。这四个阶段的共同点都是历史变革时期。四个阶段加起来还不足三百年，而篇幅却超过了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史记》的近三千年历史，用了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而变革时期的仅仅三百年，却占去了近四十万字的篇幅。如《周本纪》，共一万七千余字，西周史二百年约占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五百多年的东周史仅占三分之一，西周部分又特别详写文王、武王及周公辅佐成王这一段建国史。突出“变”的优点在于：它使历史的叙述波澜起伏，言简意深，重点突出。详今略古和详变略渐指导下的“通古今之变”，目的是着眼于当代和未来，以古为鉴。司马迁对详今略古和以古为鉴进行了理论的描述：“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说明，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三者互相结合，便于“察盛衰之理”，找到治理国家的规律，从而“审权势之宜”，采用恰切的治理方法，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十表序中。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绵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既认识到要以古为镜，又强调古今不同，不可古今混同，这说明司马迁具有鲜明的通古今之变的辩证法思想。《六国年表序》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是说要详今略古，取法后王。《秦楚之际月表序》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擅，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这是说剧烈动荡时期的历史经验应该很好总结。司马迁特别重视秦朝的历史经验，其目的是为了让当时的统治者引以为鉴。

司马迁还提出了一系列探寻古今社会的治乱规律的方法和理论，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则：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一是创造类传、合传，作古今纵横的对比。“原始察终”，指追究其原始，考察其始终，意思是通过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观察其原始、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说在兴旺的时候，就要看到它将来的衰变转化。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不断兴衰、变化、发展的连续过程，要掌握其发展规律，不仅要作整体的研究，还要划分阶段来考察。根据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原因，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结果。《史记》的五体结构，正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阶段排列。司马迁根据“变”的规律、史实的详略来划分历史阶段，详变略渐，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司马迁创造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将贯通的历史划分断限，使古代的历史年代学建立了起来，把历史叙述引向了科学化的轨道。司马迁的这一理论与实践，是其时代朴素历史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至于类传、合传，则是司马迁创造的编纂方法和研究方法。

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看类传、合传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发现，类传、合传及七十列传排列中的以类相从，目的就是对历史作纵横对比，如《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这些列传对学术的变化发展作了条理化的论述，源流分合，线索分明。《孟子荀卿列传》，概括了战国时百家学说的轮廓，是一个类传，同时又用合传标目，这样就突出了孟荀两派是儒学的主流。《老子韩非列传》（或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之所以把法家的韩非、申不害与道家的老子、庄子排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表明两家学术的渊源关系，如韩非的着作《解老》、《喻老》。《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认为贾生与屈原都因为壮志未酬，具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将两人合传，以警醒世人。

总之，司马迁为了“通古今之变”，创造了类传、合传的方法，目的就是在历史类比中强调以古为鉴。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和理论，也是值得借鉴的。

5.直笔精神

又称秉笔直书或实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的史家都十分尊崇《史记》的这一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赞扬《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直事核

“其文直，其事核”，这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也是历史着述最基本的要求。它强调史家作史要根据客观事实，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不做任何曲笔、夸饰、略漏。忠于实录的更高标准，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要善于捕捉典型的事件和人物，这也是衡量史家是否具有高远识见的一个标尺。这一精神的具体表现，便是司马迁为项羽、吕后作纪，为孔子、陈涉立世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全方位地展现了社会生活，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更高境界。实录精神的基本要求，是对具体史实的记述，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对讹传的史事要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司马迁在这些方面，做得都非常出色，他对所引据的史籍，在许多篇章都作出了交代说明，如《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等。又如在五帝、夏、殷、周等篇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古史的考证都作出了说明，五帝的事迹，是综合各种材料“择其言尤雅者”；对于夏、殷两代的姓氏，禹王崩于会稽，殷人的习俗，周室何时迁居洛邑等，也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对于苏秦，司马迁也不从流俗为其翻案，他在赞中交代说：“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苏秦为人行事奇异诡谲，所以，在民间的街谈巷语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诸多的附会传说，皆安在了苏秦的身上。由于苏秦过早的亡，张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张仪为了抬高自己，故意夸大其词、捕风捉影地诋毁苏秦，使“天下共笑之”。所以，司马迁据事实录，对苏秦的事迹客观记述，让读者自己明辨是非。又如《李斯列传》记载秦国丞相李斯，他虽然有功于秦国，但最后却被五刑而，引起世人的同情。司马迁用辩证的方法，条列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又记叙了他与赵高合谋、贪重爵禄、助二世为虐的罪责，说明其虽惨，但不足惜，无形中驳斥了李斯尽忠而的俗议。

中国自古轻视妇女，但司马迁却没有这种偏见，在他的笔下，妇女形象都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记述。如吕后进入了“本纪”，后妃进入了“世家”。司马迁据事实录，尽管如实地揭露了吕后的种种恶行，但并非是指责女性的祸国乱政，而是着眼于吕后性格的“刚毅戾深”，指出她与秦始皇属同类人物。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对吕后无为政治带来的社会安定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外戚世家》中，司马迁首先肯定了后妃的辅政作用，把妇女提到了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一正一反的事例，也说明了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妇女的。

司马迁对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如实的记载，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妇女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非凡的识见和成就，正如史学家季镇怀所言：“道理很简单，只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

（2）不虚美，不隐恶

这是“文直事核”的更高一步要求，它强调史家不仅要善恶必书，而且要“明是非”，“采善贬恶”，意思是对史事人物要褒扬其善贬斥其恶，而且要恰如其分。司马迁反对主观臆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过其真。”司马迁对史事人物，既不全盘肯定又不全盘否定，而是把人物、事件的发展变化，客观地讲清楚，并且依据事实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如司马迁尽管反对秦朝的暴政，但却肯定秦朝对国家的统一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尽管颂扬汉家的一统，但又巧妙地揭露和讽刺了帝王的一些隐私和时政；尽管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肯定了他灭秦的功绩，但对他的残暴不仁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司马迁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李广的英勇善战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情他的遭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并不饰过；司马迁尽管非常憎恨酷吏，但对廉洁不枉法的酷吏也予以了肯定。整个《史记》中，贯彻这种精神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有反映客观实际，历史才能给后人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借鉴，起到警戒的作用。

（3）“书法不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秉持“善恶并书”的意旨，大胆地“述汉非”，行文多寓褒贬。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和直言不讳的精神，那么就丧失了史学家的价值与作用。司马迁的“述汉非”，既大胆地批判了汉朝最高统治者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又全面地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整个社会矛盾。即使是文质彬彬而竞荣逐利的儒生，也都进行了深刻的“微文刺讥”。在司马迁的笔下，“受命而帝”的刘邦，作为自私、刻薄、猜忌、冷酷的形象，得到淋漓尽致的刻画。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是汉儒的代表，司马迁对这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肯定他们各自业绩的同时，对他们的个性弱点也予以了意味深长的讽刺。叔孙通草拟了汉仪法，但缺点是“谀”，公孙弘倡导儒学，其缺点是“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他的问题则是“迂”，三个人的形象都描绘得生动传神。司马迁对百年汉史的记述，重点是放在汉武帝一朝，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揭露。《酷吏列传》集中批判残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平淮书》则批判横征暴敛的经济政策；《儒林列传》、《公孙弘传》通过揭露汉儒阿谀逢迎的丑态，批判了文化政策；《封禅书》讥讽汉武帝的痴妄迷信，劳民伤财。在所有这些篇章中，《平淮书》点明各篇章的内在联系，起照应的作用。司马迁首先从汉承秦，经过休养生息，实现民殷国富写起，接着写汉武帝大肆兴作由盛转衰，然后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切入正题，详细地叙述汉武帝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兴作与聚敛所造成的民穷国贫，记事止于元封元年，结尾用“见盛观衰”示意，以秦喻汉，给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二、《史记》的文学贡献和影响

《史记》尽管是一部史学名着，但司马迁笔下的每个历史人物都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给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文学享受。历史着作本身要求其作品应具有严肃的科学性，所写历史人物都要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不允许虚构和夸张。文学作品则要求所塑造的人物具有想象性、形象性、典型性。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用文学之笔写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把历史与文学结合得完美无瑕。《史记》叙事以散文为主，骈散交融，长短顿挫，抑扬开阖，浩瀚奔放，气势非凡。人物刻画方面，善于通过紧张斗争的场面、故事化的手法，把人物推到矛盾的风口浪尖，从而表现人物各自的优缺点和性格特征。语言方面，运用当时的、符合人物身份的俗语、口语，不仅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而且便于大众的理解。所以《史记》一问世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被后世公认为古典传记文学的优秀作品。

《史记》的文学成就，从历史过程来看，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魏晋以前认为《史记》的文学特点在于辞采华美，文章简洁；第二，唐人着重于《史记》的散文成就和艺术风格；第三，明清认为《史记》的文章结构波澜曲折，人物刻画具有小说形态；第四，现代的文学理论家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史记》在塑造历史传记人物的典型形象上的所有的艺术手法。《史记》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传记文学、散文成就、人物形象、语言运用，无论哪一个方面，司马迁都堪称大家。当然，《史记》文学的最高成就还是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并且刻画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象。如果脱离史实而侈谈小说成就，就会偏离《史记》作为史书的本来意义。

《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着作和传记文学名着，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班固以下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班固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赞扬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史记》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蔺相如、鲁仲连、侯赢等，对后代的人们，特别是封建文人，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汉朝以来的众多作家都从《史记》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正如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在体裁形式上，从《汉书》开始的“正史”，大多都是承袭《史记》。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是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直接把《史记》的文章作为自己的典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就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结果。宋代散文家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就与《史记·伯夷列传》极其神似，他文章的简练流畅、纡徐唱叹，更是深得《史记》的神韵。很多历史时期，当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或艰涩古奥的文风盛行之时，《史记》便常常成为古文家们反对矫饰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以及明代的归有光都是如此。文学创作方面，唐以后的传奇以及明清以来的小说、戏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如《水浒传》、《聊斋志异》等都深得《史记》的滋养。